顾农

古人对死亡高度重视，将遗体大殓后装入棺木，实行土葬，同时安排若干陪葬的器物，又有用以志墓的砖头瓦片，上面刻写逝者的籍贯、姓名，以便将来有需要（例如迁葬）时，能有便于查考的确切依据，这就是早年比较朴素的所谓墓志。到南北朝时期，墓葬的水平提高，讲究不仅必须提供一点基本资料，还要来一方比较大的石板，上面刻一篇文章，用以记叙逝者的生平并加以颂扬，一起埋入地下的墓穴中——这就是所谓的墓志文了。

墓志文一般采用韵散结合的文体：前面是一份简明的散体文传记（也可用骈文），后面是类乎四言诗的铭文，用以咏叹歌颂。这两部分可长可短，视墓主的情况而定，共同点则在于都从正面着笔，大讲好话。如果墓主生前比较阔气，则墓志文一定要请名人动手。在一般情况下，前去请托的墓主后代要付给作者一笔劳务费（润笔费）。古代没有稿费，但撰写谀墓之文是有报酬的，而且往往比较丰厚，例如韩愈在这方面就有可观的收入。

现在所知最早的墓志文，是刘宋作家颜延之为其好友写的《王琳墓志》。《文选》卷五十九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题下李善注引吴均《齐春秋》中载有王俭的一段话：“石志不出礼典，起宋元嘉颜延之为王琳石志。”这份志文现已不存。现存较早而又有名的是任昉的《刘先生夫人墓志》，是为刘家王夫人而写的。庾信到北方后为各路上层人物写过大量墓志文，原石均已不存，文本收在他的集子里，其中多有研究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讯。

此后这一类文章层出不穷。早期墓志现存原石或拓本的，大抵收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赵超著，中华书局2021年版）一书中。唐人极重墓志，先后出土的数量很大，成为研究唐代文史的一大资料来源，整理成书的成果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一部《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在唐人的集子里，也会收录他写的墓志，例如马其昶撰著的正文八卷本《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之第六、第七两卷中，就收录了韩愈的大量墓志文，其中的《柳子厚墓志铭》曾被录入《古文观止》（卷八），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关于思想、文学的文献。

《古文观止》（卷十一）里又选录了王安石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志文说逝者许君名平，才干特出，曾经得到范仲淹等好几位要人的推荐，但最后也只是当了泰州一个县里的秘书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尝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这位许君太可惜了。王安石由此大发感慨：“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这样的议论感慨是从许君这里生发出去的，并不局限于个别人。王安石在铭文中更就人才问题大声疾呼道：“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这样正面的呼吁就更有意义了。在墓志铭中只是歌颂这位直接写到的逝者当然也可以，但意义就相对较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