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溡

看点

《我要从南走到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跨越20年的自我回望，也是一个乡村少年从苏北田埂走到北京都市的心灵迁徙史。作品坦诚呈现了放牛、求学、北漂、买房、还贷等真实人生片段，在逃离故乡与精神还乡的张力中，完成了一次深度的自我“清理”。不同于常见的成功叙事，书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中年姿态”——在和解中保持张力，在回望中继续前行。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成长记录，更是一代人如何在行走中安放青春、与生活和解的心灵轨迹。文字克制而深情，既有个人温度，又有代际共鸣。

《我要从南走到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推出的最新散文集，也是他自《北上》之后一次个人化的文学回望。这部收录了《放牛记》《生活在北京》《风吹一生》等跨越20年作品的新著，既是一个乡村孩子从苏北田埂走到北京都市的成长记录，也是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精神迁徙的心灵图谱。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质感，更在于它所呈现的一种独特的“中年姿态”——在和解中保持张力，在回望中继续前行。

作为70后代表作家，徐则臣以“行走哲学”完成了一次自我“清理”与代际对话。《我要从南走到北》的书名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从字面看，它勾勒出徐则臣真实的人生轨迹：江苏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村小、镇上初中、县城高中——淮安——南京——北京。这种持续“向北走”的经历，构成了全书最坚实的现实底色。“从南走到北”远非单纯的空间位移。徐则臣在书中写道：“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河流一样，不管往哪个方向流，始终在往远方、往世界去。”这句话点明了全书的深层主旨：行走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书中收录的文章按创作时间编排，从二十出头的稚嫩文字到年近五十的沉潜之思，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写作者如何“从不完美走向相对体面”。这种编排方式本身就暗示着：精神的成长从来不是线性的攀升，而是一场持续的、充满试错的跋涉。

“双重还乡”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方面，徐则臣坦诚地记录了离开故乡的过程——那个在放牛山坡上读书的乡下孩子，通过高考、考研一步步远离苏北乡村。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文字中不断重返故乡。《放牛记》里那个追着旋风跑到野外、天黑不敢动弹的少年，《风吹一生》里那个盯着母亲牙齿上黑点、怕她被调换的孩子，都证明着：即使地理上早已抵达北京，精神上却始终与那片土地保持着深刻的联结。

这种“逃离与回归的冲突”，被概括为当代青年的精神缩影。徐则臣没有试图消解这种冲突，而是将其转化为写作的内在动力。书中那些最动人的篇章，往往就诞生于这种撕裂感之中——当北京的地铁与苏北的田埂在同一颗心里共存，当暂住证的焦虑与放牛坡的自由相互撕扯，文学便有了扎根的土壤。

在艺术风格上，《我要从南走到北》呈现的是坦诚的深度与结构的精度。徐则臣强调，这本书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自传”，他秉持的原则是：“能公布的东西，我就不会躲躲闪闪，一定坦诚相待，不会使用春秋笔法、影射的方式。”这种坦诚在散文写作中尤为可贵。书中记录了大量北漂生活的细节：读书、找工作、通勤、租房、搬家、办暂住证、省钱、结婚、生子、买房、贷款……这些琐碎而真实的细节，构成了千万城市漂泊者的共同记忆。

但坦诚不等于情感的泛滥，徐则臣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建筑师的克制。他坦言自己的创作习惯是“先有明确想法，再逐步梳理细节与论据，如同用砖砖瓦瓦搭建大厦”。这种“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写作原则，在散文集中表现为一种难得的平衡：情感是饱满的，但节制；叙事是个人化的，但总能通向普遍经验。这种建筑师的文本质感，与徐则臣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他在书中提到，童年时跟父亲盖房子、打家具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对结构的理解：“每一个房子、每一件家具，脑子里必须有它的形状。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我要从南走到北》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结构意识——全书按年龄编排，从少年、青年到中年，每一阶段的文章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最终拼贴出一幅完整的心灵地图。

徐则臣的散文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擅长在细微处用力。《送流水》一章中，他写送别朋友：“站台上，行李箱的轮子与铁轨摩擦出细碎的声响，像极了青春流逝的节奏”。这种将个人情感投射于日常场景的能力，使他的文字既轻盈又厚重。《回万柳的路上挂满灯笼》里，北京胡同的春节景象与北漂的孤独形成微妙对比，最终却指向一种“即使在异乡，也能找到归属感”的温暖。这种处理方式，让散文集避免了同类题材常见的感伤与抱怨，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开阔。

如果将《我要从南走到北》放在更广阔的文学图景中考察，它的价值就不仅限于一部优秀的散文集，而具有了某种“症候性”意义。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一样的苦闷，一样的挣扎，一样的居无定所。”在徐则臣看来，每一代年轻人都要经历人生的困顿与迷茫，区别只在于表现形式不同。通过坦诚地呈现自己从乡村少年到茅奖作家的成长历程，他试图搭建一座跨越代际沟通的桥梁：“你们今天经历的迷茫与困顿，你们的兄长也全都经历过。”这种对话意识，使这本书超越了个人回忆录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如何与生活和解”的启示录。这本书的意义之一，在于让年轻读者看到：“人生的方向，正是在不停歇地行走、辗转中，一步步变得清晰而坚定。”

这部散文集在徐则臣个人创作史上具有“清理”意义。徐则臣说：“写完《耶路撒冷》，我把那代人的方方面面都清了一遍；写完《北上》，我把运河题材清了一遍。出这本散文集，是把自己二十年的来路清了一遍。清理完，轻装上阵。”最终与父辈、与故乡达成和解——“心中满是安心与妥帖”。这种“清理”意识，既是对过往的告别，也是为未来的创作腾出空间。人到中年，不再只盯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回望来路。通过“清理”个人来路，为更宏大的创作积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