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舫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2023年12月，在辽宁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了由作家李舫创作的《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一书。
《回家》首次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沿着“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带我回家”，英魂终于归来的线索，讲述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历程及为烈士寻亲的感人故事。现转发《回家》一书后记，致敬伟大的志愿军将士，致敬永远年轻的他们！——编者
写完《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的最后一个字，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句话，我不禁伏在写字桌上，放声大哭。这是2023年里最热的一天，窗外，阳光明媚，暑气蒸腾，而我的心，如封印深井之中，无比寒凉，无比疼痛。
墙上，悬挂着中国地图、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图，每一个三角标记处，都发生过激烈的战役，埋葬着无名的志愿军尸骨。从地图上看，中国的国土疆域像一只雄鸡，东北是头，新疆是尾。，雄鸡仰首而立，辽东半岛就是雄鸡之喙。据说在30亿年前，辽东半岛像世界其他淹伏地区一样，淹伏在海洋下面。随着地壳运动演化，多次发生海底火山喷发，形成一些火山沉积岩系，堆积形成岛屿。而今，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这里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成为海上交通和海洋渔业的重要枢纽，洋溢着丰富和圆满，象征着开放和繁荣。
3年来的采访和写作让我肝肠寸断。我怕下笔太重，惊扰了烈士的英魂，又怕下笔太轻，描摹不出他们惊天动地的往昔。3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事，这个世界也是一样。3年来，书中的这些人、这些事，与我长相厮守，温暖着我，警醒着我，永远不要远离内心的和煦良善。他们与它们，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和它们，是我血脉相连的遥远亲人，是我永生难忘的深情回眸。书桌上，是厚厚的档案。书房里，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抗美援朝的书籍，从地板摞到了天花板，每一本书里夹着五颜六色的标签，每一个标签代表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随手打开，就是一个年轻生命短暂的一生。可是，纵使这些历史如山海般宏阔，又怎能装得下他们的伟大。
穿透70年的时空，让英雄的故事从岁月的暗影里浮出，让烈士的遗骸安然回家，在新时代，终于变成了现实。
记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一头扎进去，并在这里沉浸3年多。
2020年秋日里的一天，或许是更晚些时，刘铁丹来北京。她找到我，对我说，她是辽宁出版集团的编辑，约我写一部关于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纪实文学作品。
刘铁丹梳着利落的短发，英姿飒爽，个子不高，说话像连珠炮一样：“辽宁是抗美援朝出征地，又是志愿军烈士忠骨安葬地，我作为一个辽宁人，作为一名志愿军的后代，有责任将这件事做好。”毫无疑问，刘铁丹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心生信任、更容易让人心生感动的人，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然而，开始投入写作我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无比浩大的工程。
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国的故事写作之难，难在浩瀚的历史、浩瀚的材料、浩瀚的人物。而面对着这些浩瀚，无疑是一次艰难的重返、艰辛的寻找。
不知道多少次，我一次次走进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资料室，仅仅是为了确认一份文件中的一个信息。不知道多少次，夜半时分，一派寂静，天地似乎都融化在黑暗里，而我在一卷又一卷的名录中搜寻，只为找到一个名字。
在写作这本书的采访过程中，总有一个青春的脸庞在我眼前闪现，有一个熟悉的旋律在我耳边回荡：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刘铁丹的大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
他叫刘汉皋，1931年7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县。两个月后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似乎是一个信号，刘汉皋的一生充满着苦难和波折、压迫和抗争。刘铁丹从小就听大伯说，他的故乡湖北黄梅是黄梅戏的诞生地，可他小时候感觉不到什么家乡美，记忆里只有颠沛流离，只有无边的苦难。如果历史的天空是有颜色的，他说，那么他的童年注定是灰色的，没有阳光，更没有希望。在这样阴霾的天空下长大，刘汉皋从小就立志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一切。
刘汉皋的父亲刘益烈，也是一位军人。刘益烈出生于湖北黄梅县黄梅镇，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三队。在黄埔军校时期，刘益烈将名字改为刘志寰，寓意“志在寰宇”。刘志寰始终铭记着黄埔四期学员誓词：“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矢志奋斗，毫不懈怠。
1926年，刘志寰从黄埔军校毕业，此后供职于国民革命军。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一家人跟着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刘汉皋小时候的记忆只有4个字：时局混乱。他的小学是断断续续读的，这个学校上两年，那个学校上两年，还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上学，在家随母亲自学。
1948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政治督察员的刘志寰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地下联络工作，为湖北黄梅的和平解放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在父亲的影响下，刘汉皋十几岁便投身革命，这让他看到了新的世界。
1949年8月，18岁的刘汉皋作为军医学员在中南军区汉口军政大学入伍。1950年6月，刘汉皋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医干大队继续学习。
深秋的朝鲜半岛异常寒冷，鸭绿江上的水早就冻结成厚实的冰路，1950年10月，刘汉皋作为军医学员，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奔驰的军用卡车上歌声嘹亮，战士们对未来怀着无限的憧憬，刚满19岁的刘汉皋内心无比激动，能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组织对他的信任，是他的荣耀。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年纪轻轻的刘汉皋也算是老兵了。他跟父亲说：“怕死就不参军，自古英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自己选择的。我要当一个英雄，打败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疯狂、最野蛮的敌人，保卫我的国家！”
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踏上朝鲜的土地，刘汉皋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到处是被美军飞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村庄。当地村民生活困苦不堪，没有粮食，也没有御寒的冬衣。志愿军的生活同样艰苦，粮食不够，冬衣不足，战士们住在山洞里，一把炒面一口雪。但纵使生活异常艰苦，依然士气高昂。
初到朝鲜，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寒冷天气的残酷。行军渴了想喝水时，却发现军用水壶里的水早已变成了冰块，怎么倒也倒不出来，只得靠吃路边的冻雪来解渴。最后，还是负责生活的司务长想出一个办法：先是将毛巾浸入冷却的白开水，待其冻成冰块后再取出挂在身上，渴了就在毛巾上扯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刘汉皋和战友们苦中作乐，将此戏称为“吃冰棒”。
那是1950年的冬天，-40℃的天气，白皑皑的雪地里，战士们身上的弹孔，在严寒中迅速被冻住，又被温热的鲜血融化，最后流出血水。一名外科军医一天最多要为战士们切掉300根脚趾，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真实故事。在战地医院，因炸伤、枪伤、冻伤造成截肢是最为常见的，因为医生必须以保证伤员性命为先。许多小战士不到20岁，截肢再疼也不哭喊，经常一夜手术做完，手术室外堆积许多被截下的断臂残肢。看着这些，刘汉皋泪如雨下。
战场上，子弹呼啸而过。担架将一个又一个伤员抬进狭窄的“手术室”，刘汉皋震惊不已，看着被炸得伤痕累累的战友，看着那些被炸断的胳膊、腿，翻起的皮肤，裸露的内脏，他内心充满着浓浓的“爱”，更升起一股股“恨”。这些战士实在太年轻了，那些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求生的欲望，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能救一个是一个，救一个就是一条命啊！”他对自己说。有一次，一个被打伤了大动脉的小战士躺在他的怀里，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喘息着对他说：“医生哥哥，我快不行了，你要战斗到底，你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当时的场景深深刻在刘汉皋的心底，这句嘱托让他铭记了60多年。
多少战友血洒异邦，刘汉皋回国以后很多年，每每在电视里听到枪炮声，都会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以为自己还同战友们一起在战场上冲杀。
可是，他知道，很多战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刘汉皋参加战地救治，每天看着战友战斗在生死线上，自己也时刻面临危险，多的时候一天收治伤员70多名。很多时候，当他们冲上去时，战士已经牺牲，没有救治的机会了，他们没有时间掩埋牺牲的战友，只能尽力去救那些还有生还希望的战友。能抢救出伤员，还是幸运的，说明我们的战士没有全部牺牲。等一场战斗结束了，我们战胜了，刘汉皋和战友们才有机会打扫战场，掩埋战友遗体。多数时候，刘汉皋和战友们会找附近有标志性的位置掩埋，以便后来寻找，但是想想朝鲜战场牺牲那么多人，也只能忠骨留在异乡了，回国基本是不可能的。
当时每一场战斗都有伤员从前线阵地上被送到医疗所，其中大多数是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重伤员。刘汉皋跟着其他医护人员一起日夜不停地救治伤员，换药、包扎、清创、缝合，甚至还帮助护士给重伤员喂饭、擦身……战地医生是不分内科外科的，什么都得会做。
军医学员们入朝前都参加过严格的军医技能培训。为了应对更多复杂的战况和残酷的战争，保护医疗队员在战场救护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当时的军医培训内容非常多且严格，涵盖了战地救护、包扎止血、消毒灭菌等方方面面，特别是针对实际情况，加强了烧伤、冻伤的处理以及各种火器伤、贯穿伤的处理等。除了医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外，医护人员还必须接受严格的军事和体能训练。
刘汉皋印象很深的是1952年美军惨无人道地进行了细菌战。美军的飞机低空飞行，扔下的不是炸弹，前线士兵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苍蝇、蚂蚁各种昆虫，冬天本来是没有昆虫的，美军扔下的都是带病毒的昆虫，欺负志愿军物质条件差，也不懂防疫。前线很多士兵和百姓染病。1952年，志愿军卫生人员接受了包括细菌战、化学战、核战争的防护和急救内容的紧急培训。所有的医护人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训练，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竭尽所能守护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刘铁丹小时候常常听大伯讲朝鲜战场的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大伯讲的很多她都听不太懂。年纪渐长，她读到了很多关于抗美援朝的书籍，渐渐懂得了大伯和他那些出生入死捍卫和平的志愿军战友的伟大。她说，今天说起大伯的故事好像很轻松，可是只有家里人知道他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在战场上如何与敌人以命相搏。大伯虽然很幸运地活着回来了，但战争创伤的后遗症伴随着大伯一生。大伯结过两次婚，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大伯很坚强，也很乐观，可是他年纪渐长、踽踽独行的时候，刘铁丹才真正懂得了他的疼痛和孤苦。
在朝鲜战场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刘汉皋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难以计数，其中最艰苦、最刻骨铭心的战斗，应该是394.8高地战斗。
1952年秋，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线构筑坑道工事后，阵地得到空前巩固。在此前提下，志愿军发起了秋季战术反击。第三十八军（当时归志愿军第三兵团指挥）负责攻击394.8高地（南朝鲜称之为395高地或白马高地）。394.8高地位于朝鲜境内铁原地区西北侧，长约3公里，山顶为树林覆盖，山下是驿谷川，可以监控铁原附近的公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高地由南朝鲜军第九师防守，第九师编制人数达2万人，另配属1个步兵团，支援炮兵达6个炮兵营，还有2个坦克连进行直接火力支援，战斗打响后又有1个炮兵营赶来增援。此外，还可以随时得到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的空中支援。1952年10月6日黄昏，第三十八军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向铁原地区南朝鲜军第九师两个营兵力守备达一年之久的394.8高地发起进攻。占领阵地后，三十八军先后投入4个团兵力，在394.8高地及其附近山岭与南朝鲜军反复争夺9天，后退出阵地。这场战斗结束，志愿军伤亡6700余人。
394.8高地战斗打得难分难解，异常艰辛和壮烈。面对胶着的情形，年轻气盛的战士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守纪律不后退，人在阵地在，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殷红的血书字字千钧、触目惊心。这个发生过394.8高地战役的铁原，也是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主要掩埋之地。当时的战斗，志愿军伤亡很大，刘汉皋和战友一起冲锋，组织抢救伤员，冲至坡顶，敌人的机关枪扫射，他躲避不及，被一枪打中腹部，他身后的战友还没冲到坡顶，被子弹直接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战友牺牲在身边，他来不及思考，赶紧隐蔽，扯下衣服迅速给自己包扎，还有一些医疗材料他都留给其他伤员。再次冲锋，组织抢救，虽然受伤，但是那一次他们还是救下了六七个轻伤员。他虽然是伤员，但是还有另一个任务是救治轻伤员。
战争残酷无情，枪弹不长眼睛，战友间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却令人难以忘怀。刘汉皋在战斗中负了伤，营长找他谈话，说他可以回后方休养。但是刘汉皋坚决不同意，他坚持留在前线，战斗到最后一刻。还没等伤完全养好，他就又回到部队，参加救护伤员。
刘铁丹说，每每提到朝鲜战场，大伯都会无比自豪，最让他骄傲的，是他曾经救助过的战友他自己都数不清楚。刘铁丹小时候，大伯曾问她：“你知道当年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装备精良，为什么最后却被打败了吗？”她摇着小脑袋瓜说：“不知道。”大伯告诉她：“因为我们国家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我们如果输了就会国破家亡，所以我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的军队是雇佣军，他们是为了钱打仗，没有我们这份精神意志，所以他们战败了。”
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伟大，他们勤劳质朴，甘于奉献，勇于牺牲。我们尽管装备不足，但是胜的是气。在刘汉皋赴朝鲜战场前，他的父亲曾不无忧心地对他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藏富于民，今日我们把家底都翻出来了，为的是支援前线。”刘汉皋始终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情，那种果敢坚毅，那种坚强，那种无所畏惧，“这一仗我们只能赢、不能输，如果输了，那中国人就会永远再难翻身。儿子，我们只能胜，败不起啊！”
这是一个父亲、一位军人把儿子送上战场时最后的嘱托，可以说是诀别。
刘汉皋经历过血战43天的上甘岭战役，经历过“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恶劣的战斗环境导致刘汉皋回国后多次胃部大出血，最后医生只好切除了他的1/3的胃。上世纪60年代，刘汉皋退役到地方工作。刘汉皋是湖北人，他选择留在东北工作，选择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因为这里离战友最近，医生离生命最近。
刘汉皋的肚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那是战场给他留下的永久纪念，让他永远忘不了在朝鲜的900多个日夜。因为这道伤疤，他这辈子再也不能有儿女，这是终生的遗憾，不过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这点遗憾也不算什么了。
为了这部书稿，刘铁丹将祖父和大伯父的档案都翻了出来。她说：“作为一个辽宁人，我从小就知道，英雄就在身边。但是，看了大伯的档案才知道，英雄竟然离我这么近。”
刘铁丹一直保存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黑白照片，一张是彩色照片。黑白照片是大伯入朝之前与祖父、叔祖父三人的合影。彩色照片是刘铁丹同大伯和父亲三人的合影。第一张照片上，祖父、叔祖父坐在椅子上，大伯站在他们后方的间隙里，身子向祖父倾斜，右手搭在叔祖父的肩头。这是个青春洋溢的年轻人，眼神清澈，玉树临风。他穿着棉军装，军帽上的红五星似乎放射着光芒。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算来应该是1950年，那时他还不满20岁，正是青春好年华。第二张照片上，大伯坐在椅子上，刘铁丹和父亲分立在大伯两侧，靠向中间。大伯饱经风霜的脸上是欣慰的笑容，父亲笑得更是无忧无虑。刘铁丹有着同两位长辈一样硬朗的眉眼、坚毅的神情、清瘦的身形。她说，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是她与大伯最后的合影。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大伯已经年逾八旬。拍完这张照片的第二年春天，大伯就去世了。但是，不论大伯在或不在，不论在湖北黄梅还是在辽宁沈阳，刘汉皋永远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刘氏家族的骄傲。铁丹曾跟我讲：“讲抗美援朝的故事，大伯似乎永远也讲不完。我深深怀念我的大伯，‘铁丹’这个名字就是大伯起的，大伯说：‘铁血赴国难，丹心留后人。振兴中华日，万众一心时！’今年老家来人联系，说是续写家谱，询问大伯没有子女怎么办，74岁的父亲流泪说：‘铁龙、铁丹都是大伯的孩子，都必须写在大伯名字下……’”
两张照片拍摄的时间相隔60余年，这是新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余年。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同很多志愿军亲属一样，铁丹有两位父亲，一位是亲生父亲，一位是志愿军父亲。两位父亲同样弘毅坚韧，同样无私无畏，为祖国、为和平、为江山、为人民默默地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
在写作这本书的每一天，我都如行军一般，驰骋在那浩瀚的资料里。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志愿军，正是新中国的脊梁。刘铁丹大伯的故事，无数个志愿军战士的故事，感动着我，击打着我的心。
同样击打我心的，还有这激昂的旋律：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我找到，也淘到很多跟抗美援朝有关的材料：书籍、印章、信件、子弹壳、搪瓷缸……这些破旧不堪的老物件让我一次次回到了70多年前的那些时刻。甚至，我还淘到两张旧地图，其中一张是1950年印制的朝鲜半岛地图。很多时候，为了某一篇章的创作，我久久地站在旧地图前，那些名字似乎在我眼前跳跃：温井、云山、宁边、铁原、熙川、楚山、马良山、长津湖、高阳、横城、雪马里、上甘岭、古场洞、金城……我深刻地懂得了魏巍在战场上所见、所思、所感、所写的一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那些字句猛烈地击打着我：“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不停地遇到和发现志愿军的故事。我的父母出生于辽沈大地，儿时的我听到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故事，它们让我刻骨铭心。可是，此后我离开家乡，扎根京城，数十年倥偬而逝。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同很多人一样，以为抗美援朝是上一辈人的故事，它已经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离我们很远了。经过这次采访和写作，让我特别感动和欣慰的是，我知道了他们没有走远，就在我的身边。他们是我的朋友的乡亲、我的同学的长辈、我的同事的父母叔伯。当你开始关注某件事时，就总会在生活中不停地遇到这件事的资讯，心理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曝光效应”“视网膜效应”或者“熟悉性原则”。可是我觉得，这些概念对于这个伟大的故事，都太过狭隘。
很多次，我试图对一个朋友说起我正在投入的这个浩大工程，说起我的挥汗如雨，朋友总会给我以一种惊喜：“太好了，我的父亲就是志愿军战士！”“真巧，我也认识一位志愿军的后代！”这样那样的志愿军的故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曾以为他们走远了，其实他们早已沉淀在我们的基因里，走进了我们的血脉之中。脱下戎装，他们平凡得就像——不，他们就是我们的日常：街边下着象棋的老伯，菜市场里东挑西拣的阿姨，面朝黄土、挽着裤脚的农民……而穿上当年的战袍，他们就是李维波、曹秀湖、李相玉、谢长平……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你我他，是我们的家人。正是这样一群平凡而又朴素的战士，完成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让狂傲的敌人不敢小觑这个从一穷二白中起步的东方古国。他们让新生的共和国昂首挺胸，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数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他们，是新中国的英雄，更是新时代的榜样。
谨以此书，致敬伟大的志愿军将士，致敬永远年轻的他们！
又记
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时，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故土。2014年至今，已有10批共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从“待我回家”，到“代我回家”，再到“带我回家”，这是一条兑现诺言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披荆斩棘的希望之路。为这些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让他们从“无名”到“有名”、从“回国”到“回家”，不仅是烈士亲属跨越数十载的祈盼，也是全社会共同的心愿，更是党和国家对烈士的尊崇与铭记。
在这些遗骸中，已经有20位烈士遗骸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其中，周少武、陈曾吉、方洪有、侯永信、冉绪碧、许玉忠是2014年至2019年第一至第六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水实、吴雄奎、梁佰有、展志忠是2020年第七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林成旺、史万忠是2021年第八批迎回安葬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然而，还有很多曾经走进DNA档案却至今没有比对成功的“无名人”，等待我们去寻找。
2023年11月24日，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这天，寒潮陡至，大半个中国“断崖式”降温。沈阳，在强风和暴雪中为远方归来的英雄洗尘。
北国凛冽的风雪中，迎接遗骸的队伍里一个老兵傲然挺立。老兵身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他就是李维波。当载着英烈遗骸的汽车行驶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前时，老人挺直腰杆，目视前方，抬起右臂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本版文字转自《回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