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正在上中学，家里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学校远在三十多里外，我只能住校。那时的伙食标准是每顿六分钱——玉米面大饼子四分，白菜汤或酸菜汤两分，一天下来不过一角八分，一周也就一块多钱。即便如此，家里也很难拿得出来。母亲养了几只母鸡，每周攒下几个蛋，拿去换些零钱补贴伙食，不够的部分就得从家里带玉米饼子或是带点米。

当时生产队种着稻田，可我家人多劳力少，每年年终结算还要往生产队补钱，只能分到很少的稻子。仅有的一点大米，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或是家里来客人时，只煮够客人吃的分量。所以我带到学校的米，几乎全是高粱米，偶尔能带点大米，我又舍不得一顿吃完，便掺在高粱米里煮成二米饭。

学校食堂没法蒸饭盒，我只能把饭盒埋进灶火里焖熟。好在食堂做饭的王婶心肠好，允许我用食堂的灶火埋饭盒。每天早饭后，我把米淘好，放在食堂的角落。第三节课下课，我就急匆匆跑到食堂——这时灶膛里的柴火刚好燃尽，只剩温热的炭火——把饭盒埋进去，一节课的工夫，饭就焖好了，香气扑鼻。

那时候早饭总吃不饱，从第三节课开始，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搅得我没法专心听课。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我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直奔食堂，飞快地把饭盒从火堆里扒出来，狼吞虎咽地把一盒饭吃得干干净净。

大概是当年饿出来的毛病，我直到现在吃饭还是很急，不管饭菜多烫，上桌就开吃，也因此常常被老伴儿“批评”。如今外孙上了中学，我总叮嘱他，早上一定要吃好，再带点零食，饿了就在课间悄悄吃点。

没有中学那两年的苦读，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当年的艰难岁月，就没有如今的安稳幸福。所以，我始终感念那段困难时光。

昨晚我跟老伴儿说，真想再用当年埋饭盒的法子，焖一顿大米高粱二米饭。老伴儿说，怕是只能回老家才能试试了——如今连铝制饭盒都难寻，就连高粱米，也吃不出当年的香味了。

写到这里，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盒埋在火里焖熟的二米饭飘来的阵阵香气。卢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