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丛焕宇
人物档案
郭大顺，河北张家口人，1938年11月出生。1962年、1965年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和研究生。1968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1983—1994年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98年退休。现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
作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被红山文化史学界、考古界公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人”，先后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请问您是郭老吗？能听清楚吗？”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记者刻意提高了嗓门。“是我，是我，我现在耳朵不背，能听得非常清楚。”电话那端传来郭大顺清晰洪亮的声音，接着是一通爽朗的笑声。记者表达了前去拜见并采访的意图后，老人爽快同意，并约定了采访时间，郭大顺说：“我这两天在朝阳开会，下周回去，采访初步定在周二或周三，有变动我再告诉你。”
在简短的通话中记者了解到，郭老当天正在参加由省委宣传部与中国日报社共同举办的“新世纪大讲堂”活动。红山文化的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宣讲课题。郭大顺作为红山文化的发现者和奠基人，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他精心准备了发言材料，以专业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为红山文化探究和传承奉献金点子，赢得了与会专家及同行的点赞和钦佩。
当天的论坛结束后，郭大顺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赶到阜新市，参加那里举办的查海论坛（考古学术论坛）。接下来，他又要赶奔红山文化另一重要地区——内蒙古赤峰市，为那里的红山文化研究献计献策。
“您今年已是85岁高龄，如此密集的日程安排，身体吃得消吗？”记者关切地问。“能克服尽量克服，趁着能表达，能走动，就争取去。”他笑着回答，并再次与我确认采访时间。
老当益壮：打字健脑散步健身
7月19日，记者如约来到郭大顺的家中，他笑着把记者引向客厅沙发处落座，并倒上早已沏好的茶水。他笑着说：“大热的天，你还跑这么远来采访我。我把空调调低点儿，凉快凉快。”
简短的寒暄过后，郭大顺端坐在沙发上，将浅蓝色的衬衫整理了一下，就势将深色长裤上因落座而压出的褶皱抻平。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耳不聋，正常说话声音我就能听得清，眼睛嘛，戴上镜子，打字看书也没问题。”
记者的采访也很自然地从郭老的老当益壮说起。他道出自己的健身秘诀：“我经常散步，以前每天坚持走五六千步，目前由于身体原因，暂时减到两三千步。我正在做针灸治疗，等恢复好了，还是要保持原来的状态。”
要做好考古工作，除了有个健康的身体，还要有清晰的头脑。他轻快敏捷地舒展着双手十指，向记者介绍他的健脑方法：“我很早就用电脑工作、写东西，为了方便快捷，一直使用五笔输入法打字，末笔识别很好用，比拼音打字快多了。我也经常上网学习，电脑已经成为我工作学习的好伙伴。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坚持动脑，就能为考古事业多做点儿工作。”
心怀感恩：致谢良师隐名著书
85岁高龄，依然关注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力争保持在考古研究领域的前沿，郭大顺感慨是恩师苏秉琦的教诲和红山文化的魅力给予了他不竭的前进动力。苏秉琦是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人物，他将毕生心血献给考古事业，并在考古界率先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的系统观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郭大顺的考古发现、研究和治学态度，他坦言：“这辈子得此恩师，受益终身。”
苏秉琦晚年时，许多极其珍贵的学术思想有待整理公布。1996年底，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做东”，还有不到两年退休的郭大顺陪老师到了深圳。一个多月的学术回顾，面对面的请教，他终于整理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初稿。此后他又多次往返沈阳北京采访、录音，因为要和时间赛跑，郭大顺的整理工作和书写工作同步驶入“快车道”。扎实的专业功底、夜以继日的整理写作，郭大顺终于让恩师苏秉琦的考古理论和考古成就变成铅字。1997年6月，苏秉琦突发重病，当郭大顺捧着《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样书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苏秉琦老先生的病床前时，老先生欣慰地笑了。短短几天后，就传来老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1997年首次出版，至今已有多家出版社6次再版发行，但无一例外的是，无论是哪次出版，当出版社找郭大顺校验时，他都像第一次为恩师写书时那样一丝不苟，但书上并没有郭大顺的名字。对此，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恩师的成就，是他的心血。我充其量是个记录者，在写作中能向先生学习，已经是一种偏得。”
老有所为：醉心红山探古寻今
从满头青丝到白发如雪，郭大顺先后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此外，许许多多的考古探查发掘及报告整理工作也离不开他的大力支持和亲历亲为的付出。而最让他在桑榆之年仍感到激情满怀的，当数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其后的研究和深论。
退休以后，郭大顺依然坚持每天读书写作。多年间，他积累的考古书籍堆成了小山，书柜里、沙发边、茶几上、床头前……触手可及处，都放着他醉心的考古书籍。在博览群书的同时，他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著书，有时已经躺在床上，但又有了新想法，他就马上披衣起来，继续工作……
记者采访过程中，老先生在说到动情处时，马上起身到其他房间去找他这些年来相继出版的著作。返回时，他将大大小小的书摞在一起，下面用双手托着，上面用下颌抵着，笑眯眯地说：“目前能找到的都在这了，暂时找不到的我有时间再找找。”
郭大顺说，中国历史是深邃而广博的，这无可置疑，但是，随着考古的深入，却总能发现历史的记载和事实相左的情况。从考古的“无字天书”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对考古工作者而言，毫无疑问是份沉甸甸的责任。特别是随着文明探源的开展，已展现出中华历史开篇的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郭大顺也在修改补充他于20年前出版的《追寻五帝》一书。“作为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我最应该做的就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尽可能地通过考古研究揭开历史的真相，让‘无字天书’开口说话，让历史照进现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