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透过展柜里聂耳创作手稿轻轻流淌。手稿上的字迹有些模糊，却依然蕴含着穿透时空的力量。近日，我们专访了该馆编研部主任、三级研究员高建，听她解码辽宁大地与这首民族战歌的深厚渊源。

白山黑水间的烽火：

义勇军抗战铺就精神底色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从辽河两岸的烽火到长白山麓的硝烟，辽宁大地上抗日义勇军的呐喊，最终凝结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高建说，要理解《义勇军进行曲》，就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辽宁说起。当日军的铁蹄踏碎东北的宁静，国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时，辽宁民众率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从辽西的黄显声到辽东的唐聚伍，从辽北的“金山好”（金海山）到辽南的“老北风”（张海天），短短一年间，整个白山黑水间遍燃抗日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举起抗日旗帜，发表一系列抗日宣言和决议，号召民众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辽宁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的地区。据档案记载，黄显声在辽西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发展到58路、27支独立支队，20余万人；唐聚伍在辽东组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扩编为37路军，10余万人。这些抗日武装的抗战不是散兵游勇的袭扰，而是有组织的武装抗击。高建列举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撼：至1933年初，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与日军战斗798次，歼灭日伪军合计34293人。“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挺身而出。”她讲述了一个细节：黑山县农民高鹏振变卖田产组建“镇北军”，1931年9月27日的誓师大会上，战士们喊出“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的誓言，后来这段誓词被谱成军歌，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灵感来源。

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民族精神的觉醒。他们大多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甚至还有绿林好汉，社会各阶层民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凝聚成一股力量。这种“不愿做亡国奴”的呐喊，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最核心的精神内核。

更关键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和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广为流传，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祖国各地民众与海内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激励了无数爱国同胞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换而言之，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抗战和奉献牺牲精神奠定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土壤，并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

军歌里的呐喊：

辽宁义勇军歌词的直接回响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是凭空诞生的，辽宁大地上早有‘先声’。”高建从档案袋里取出几份珍贵的军歌抄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义勇军誓词歌》的手稿复印件。

1931年10月，高鹏振部参谋处长张新生将誓师大会上的誓词谱上《满江红》曲调，形成了这首军歌：“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成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高建强调：“这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与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开篇，在精神和句式上都高度契合。”

更具直接关联的，是辽宁清原人孙铭武、张显铭等人共同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张春华决心共同抗日，组建“血盟救国军”，在起义前夕写下歌词：“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2002年到2006年期间，对孙铭武之子孙超的多次采访中，老人都吟唱了相同内容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旋律虽简单，却充满力量。“孙超说他从小听战士们唱这首歌，歌词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几乎原样出现在《义勇军进行曲》中。”

1933年2月，聂耳随“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慰问团到热河前线慰问各地转战而来的抗日义勇军，亲耳听到了另一版本的军歌。高建展示了当时接受慰问的骑兵部队的军歌记录：“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她分析：“聂耳亲耳聆听了高昂的义勇军军歌，后来他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加入三个‘起来’，显然受到了这些现场吟唱的影响。”

这些诞生于辽宁的义勇军军歌，共同构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 “歌词基因库”。高建总结：“从‘亡国奴’的呐喊到‘筑长城’的隐喻，从‘最危险的时候’的警示到‘起来战斗’的号召，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歌声，为田汉、聂耳提供了最鲜活的创作素材。”

从辽宁到上海：

创作历程中的精神接力

“田汉和聂耳虽在上海创作，但他们的笔尖和琴弦，始终连着辽宁的抗日烽火。”高建指着一幅《风云儿女》电影海报，讲述歌曲诞生的历程。

1934年冬，田汉受电通影业公司邀请，以1933年长城抗战为背景创作剧本。此时，辽宁抗日义勇军转战热河、长城的事迹已通过《新中华》等杂志传遍上海。“田汉是《新中华》的编审，肯定看过1932年入党的张新生以王立川为笔名写的《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文中详细描述了高鹏振部‘五台子大捷’等战斗。”高建说。

田汉在剧本结尾处为主人公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拟写了一节诗稿，其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这段诗词既是为剧中人物而作，同时也是电影主题歌的歌词。1935年2月田汉被捕后，聂耳主动请缨谱曲。“聂耳对辽宁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太熟悉了。”高建指出，聂耳1933年曾到热河前线，亲眼目睹抗日义勇军“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的场景，这些都化作了旋律中的力量。

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对歌词做了关键修改。对比田汉初稿与最终版本，聂耳增加了一个“起来”，让三个“起来”形成递进，把“大炮飞机”改为“炮火”，更贴合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实际。这些修改，让歌曲更像辽宁抗日义勇军冲锋时的呐喊。

1935年5月，《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全场观众起立合唱。高建感慨：“那一刻，辽宁抗日义勇军用鲜血和歌声播下的种子，在全国人民心中开花结果了。”

从长城内外到五洲四海：

战时的国际国内回响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史，就是一部辽宁精神的扩散史。

在国内，这首歌迅速成为抗战动员的“号角”。高建列举史料：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播放，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二〇〇师将其定为军歌，辽宁各地的抗日武装更是把它当作冲锋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广大青年，大多是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前线的。”

在国际上，这首歌的影响力超出了国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被歌曲打动，在纽约露天剧场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名为《起来》的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唱片撰写了英文序言。

更令人动容的是1944年马来西亚的故事。当地华侨抗日队伍将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用这首歌凝聚反法西斯力量。高建解释：“这正是抗日义勇军‘不分阶级出身，只要抗日就联合’精神的国际延伸。”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列入盟军凯旋曲目，与《美丽的美利坚》《马赛曲》并列。这意味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争精神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精神的一部分。

从战歌到国歌：

穿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高建认为，这个选择背后是对历史的深刻认知和对抗日英烈精神的缅怀与传承：“这首歌里有辽宁人民最早的抗战记忆，有整个民族的觉醒密码。”

从1978年集体填词到1982年恢复原词，从2004年写入宪法到2017年《国歌法》颁布，这首歌的每次“身份确认”，都在强化其精神内核。高建特别提到：“2014年，高鹏振、孙铭武等辽宁抗日义勇军将领被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这正是对国歌精神源头的致敬。”

在当代，这首歌的价值愈发凸显。高建讲述了一个细节：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每年9月18日都会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每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慷慨激昂的旋律、铿锵有力的呐喊，都让人眼前仿佛出现了抗日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斗场景。“这说明，东北大地孕育的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的伟大抗联精神，始终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

采访结束时，高建驻足在刻有“1931年9月18日”这个特殊日子的残历碑前。“辽宁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原乡，”她说，“从抗日义勇军的烽火到国歌的旋律，这片土地上的抗争与觉醒，永远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力量源泉，抗日英烈的精神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本报记者 张帆 文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