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格非是思想型作家，格非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这些判断早已有之。但格非以往的小说从未像《登春台》这样具有生命的省思意味。因此，有很多路径可以去阐释《登春台》，我尝试从物哲学的角度靠近这部作品。《登春台》为什么叫“登春台”？《老子》中有“来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句，比喻盛世和乐气象。在《登春台》中，不仅有物叙事，还有物哲学。面对高度物化的世界，作家的职责不仅在于写出它，更在于勘破它。在我看来，《登春台》为当代人直面物化现实，恢复人与物之间合度的、弹性的精神距离作出了有力的探索。

《登春台》对现实世界的物化有很精彩的讽刺，小说写很多成功人士“日复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极为病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却将健康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钛锆合金的瑞士种植牙、钴铬钼合金的美国置换膝关节、德国蔡司人工晶体眼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医疗科技产品，为他们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这是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卢卡契对物化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物化就是人的异化，物成为人的绝对尺度。

小说中，周振遐是科技公司的原董事长，从身份上说，他是企业家，是创富人士，是物的创造者和享用者。但周振遐却是一个对物有省思、对精神世界有向往的企业家。这从他不断在公司内部举行文化讲座、沙龙可以看出，从他颇为“草率”地将董事长职位转予陈克明也不难看出。从执着于物的角度看，周振遐选择陈克明为继任者委实草率；但从超越于物角度看，他对物有着相当难能的超脱和潇洒。因此，周振遐并不是一个现实型人物，而是一个理想型人物。他的存在和抉择，更多显露了格非对人之可能性的一种思考。作为创富时代的科技精英，周振遐并未沉沦于物，他参与创造物却不着物相。

可是，我们也要记住：周振遐既不是完全弃绝物的隐士，也不是一个超乎物上而无所烦恼的人。如果将周振遐写成与物绝缘的隐士，或是完全超脱的高人，《登春台》的当代感便要削弱许多。因为这样的人物古典世界中多有，其思想已入圣，而少了现代人的血肉。作为理想人物，又过于理想化了。可见，小说中现实人物和理想人物并无必然好坏之分。区别只在于，现实人物不能被刻板的现实所定义，而丧失其个人性；理想人物不能被一种过度的理想所支配，而丧失其现实感。格非显然知道，所谓当代，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持续精神搏斗的过程。写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物，便是写出一个既有现实感，又有理想性的当代人的可能性。

小说第四章，周振遐侍花的情节特别意味深长。退休之后，周振遐过上了半独居的生活。他雅趣脱俗，边界感强烈，对于过度热情、喜欢问东问西的邻居避之唯恐不及。这说明，周振遐将情趣寄托在花草上，却关闭了与人交流的通道。一般俗人，养花种草未必通乎物性，更多是一种装点和摆设。周振遐不是俗人，他通花草之性，他与所喜爱的花草构成了一种精神共通性。因此，他是一个懂得神驰于物的雅人、高人。有意思的是，格非并不认为登春台而入于空中楼阁的周振遐便获得了精神的逍遥游。他深知精神登春台者，仍有沉重的肉身在世上。因此，格非没有让周振遐进入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相反，他仍有着烦恼甚至是精神危机。某种意义上，是更接地气、更通烟火气的姚芩接住了他在登春台途上悬空的肉身。《登春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物化危机，又出示了一种不无辩证的物哲学：生命不应沉沦于物的宰制，但是，现代人很难完全弃绝于物而获得大自在。如何神驰于物、勘探物性，在与物相遇中获得情趣、妙启和智慧，就构成了对当代生命主体持久的考验。这也是《登春台》提出的非常独特的精神命题。

小说《登春台》中其实包含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条线索，在小说结构上，四条线索其实是平等的，其他三个主人公的命运线索也包含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和潜能。甚至不妨说，其他三条线索包含了更丰富驳杂的现实信息。本文专谈周振遐，是因为周振遐这个人物的心境、困境和省思可能跟作家的心理距离是最近的。格非持续创作近40年，虽年龄上不能算老，但写作上也开始呈现某种“晚期风格”。事实上，并非资深作家的写作都可以归入“晚期风格”名下。但《登春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作家“晚期风格”的有力案例。这种“晚期风格”，不是赛义德所谓的“断裂”，也不是传统中国哲学那种静观安详。格非的“晚期风格”，最令我触动的则是不放弃现实、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