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雨豪

弄堂烟火，寻常巷陌，在赵丽宏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就像是定格在历史中的城市剪影，孕育着有关童年、有关动荡、有关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的故事；而钧天广乐，羯鼓催花，则成为赵丽宏的艺术世界里与文学遥相辉映的双子星，占据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赵丽宏的新作《手足琴》中，这二者相互成就，碰撞出一个关于手足之情、关于音乐与梦想的故事。

在《手足琴》里，作者的童年经历与作品主人公再次融合于上海的弄堂之中，城市的烟火与沧桑以更漫长、更宏阔的跨度再现于文字当中。这一次，那些如朝花夕拾般的童年碎片有了手足之情的支撑以及音乐、艺术与梦想的托举，飞出了弄堂与街巷，到达天堂门口。

上海是一座多变的城市，多元的文化交汇给上海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赵丽宏笔下，上海又是不变的——不变的弄堂与街巷，不变的洋房与石库门楼房，不变的上海闲话，不变的市井喧哗与人情冷暖，成为这座城市坚韧的骨骼，支撑着其独特的历史肌理与血肉的温度。在跨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上海所经历的巨变是时代巨变的一个缩影。赵丽宏作为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亲历者，其笔下的上海正是他“检阅起落的波浪”的观测点。正如赵丽宏所言：“可以说，我写作的源头和动力，都藏在这座城市中。”

不同于《童年河》对于童年记忆几近于散点状的描绘，《手足琴》的追忆是有聚焦的。当那些散落在亲情、友情、邻里之情的小事被聚焦于手足情义的时候，这种贯穿生活始终、体现于点点滴滴的手足情义无疑是足够真诚与感人的。

《手足琴》中幼年丧父的兄弟俩面临着生活的困窘，不得不早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大麦“长兄为父”式的照顾填补了荞麦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空缺。而正是这种责任与担当，催生出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手足琴。严格说来，“手足琴”有两把。第一把，是大麦无师自通地修好的那把旧口琴——在那一场《天方夜谭》带来的启蒙之后，这几乎是荞麦进入音乐殿堂的第一把钥匙。这把口琴让荞麦的音乐天赋得以充分展现，也给了他之后获得更多离音乐梦想更进一步的机会。而另一把，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大麦凭借自己的努力制造出一把专属于荞麦的独一无二的小提琴。赵丽宏和荞麦一样自小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他得到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来自他的哥哥。虽然最后赵丽宏并未走上演奏者的道路，但这把“手足琴”的琴声依旧充盈着他的音乐梦。这段经历裹挟着真挚的情感投射在了大麦的身上，小说中的手足琴也因此显得更加鲜活。

不论是赵丽宏还是荞麦，最终没有成为《少年杨科》里那个不幸的音乐迷小杨科，都得益于哥哥的付出与关爱。让荞麦最终如愿站在音乐大剧院的舞台上奏响美妙乐声的，是手足琴，也是手足情。

《手足琴》的叙事节奏是紧凑的，除了预叙所带来的悬念效果以外，还得益于荞麦、大麦兄弟俩双线并行的追梦故事，由此使人物的行动具备极强的动机和成长性。不仅是主人公，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历经动荡，但福庆里那些善良真诚的孩子们都成了自己梦想中的大人。

“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可以被打碎，甚至破灭……但是，藏在心里的希望，是可以保留住的，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把它藏在心里的人，去追寻希望的所在。”在那些至暗时刻里，《手足琴》在铭记历史的同时，给出了一个走出黑暗的答案，即希望那些心怀希望的孩子们，终究会迎来自己的黎明。

相似的弄堂，一样善良的孩子们，《童年河》的文字是流动的、发散的，如沧海拾珠、时光漫步，蕴含着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深切怀念；而《手足琴》则是具有目标导向和强烈动机的，如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电影，沿着几把琴将故事铺陈开来。《手足琴》文末的来往信件作为岁月的切片，展现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跨度。这段时间跨度集中囊括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也包含着福庆里的人们重要的人生转折。这些福庆里走出的少年作为特殊时代的亲历者，讲述自身的经历，对时代的表现相较于《童年河》来说更加直观。而音乐的浸染以及大麦、荞麦兄弟俩的梦想，更是将艺术教育与经典的少年成长元素注入文本，使之具备了成长小说的特质。《童年河》的精神还乡，在《手足琴》中成为一场出走、一个多线复合的追寻模式，在复归与出走间，不变的是赵丽宏书写儿童文学时所坚守的“写熟悉的事”的原则，以及对人性真善美始终如一的呈现与守护。

至《手足琴》，赵丽宏的儿童文学王国已然初具规模，显现出的文学脉络也逐渐清晰可见。上海弄堂的尘世烟火里还会开出怎样的花朵？那些花朵又是否会在更加广阔的时空里绽放出不一样的形态？我想，这不论是对于赵丽宏，还是对于读者而言，都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