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忠鹤

本期导读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一件精品辽瓷——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以下简称“三彩太极图执壶”），壶体作扁圆形，壶身中心一朵莲花内印太极图式花纹，由此得名。它是契丹人生产、制造的生活用具。这种造型的陶瓷器源头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发展到辽代时，成为精美的陶瓷器，足见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

“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

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是辽代实用器具，通高21厘米、口径3.7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这样一件辽代瓷器，因其造型独特、构图别致、色彩艳丽而在辽博收藏的众多辽瓷中格外引人注目。

对这件文物，辽博文字资料这样介绍：“壶体作扁圆形，圆口，曲柄，管状短流，圈足。胎质灰白闪红，挂白粉，通体施黄、绿、白三色釉。水波纹地，上浮有如意流云带。柄外施绶带纹，流基部作牛首张口状。壶身两面印相同的凸起花纹，中心一朵莲花内饰有太极图式花纹，勾画出‘始于天然，载于天道’的审美意境。此壶构思巧妙，制作精细，花纹别致，装饰富丽，是辽代陶瓷中的佳作。”

“很多人知道‘唐三彩’，‘辽三彩’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三彩太极图执壶是‘辽三彩’中的巅峰之作。”今年88岁高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琮，长期从事绘画创作及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科研工作，被誉为“北瓷第一人”。对于这件执壶，关宝琮做出这样的评价。

关宝琮说，“辽三彩”和“唐三彩”一样，都是低温瓷式釉陶。虽然继承了“唐三彩”的烧制工艺及一定的艺术风格，但二者有很多区别。首先在用途上，“唐三彩”更多以祭祀用品和明器的形式出现，“辽三彩”则主要是碗、盘、杯、壶等实用生活器具，如鸡冠壶、海棠花式长盘等。这些富有契丹游牧民族特色的瓷器都是“辽三彩”的代表作品。

其次，色彩上不同。虽叫“三彩”，但“唐三彩”实际上包括黄、绿、蓝、白等多种颜色。“辽三彩”的颜色则单调了许多，多为黄、白、绿这三种颜色，没有蓝色。

再有就是釉面不同。“唐三彩”的釉面自然流动，斑驳华丽，而“辽三彩”的施釉没有交融感，釉面流动感较差，缺少华丽感。

关宝琮说，“辽三彩”只是辽瓷中的一类。对于辽瓷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辽境内出土的辽代瓷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辽瓷主要是指用其疆域内的陶土烧造，并为契丹人所用的陶瓷器；广义的辽瓷则指除了契丹人所用陶瓷器具之外，也包括辽境内汉人使用的定窑、磁州窑等窑址生产的器具。一般而言，辽瓷多指其狭义概念。

辽瓷技艺传承人、烧制辽瓷多年的谷翠国告诉记者，正是基于辽瓷的狭义和广义定义，辽瓷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契丹式，契丹民族粗犷、刚烈、剽悍的民族性格均投射在辽瓷上，鸡冠壶、凤首瓶等都是典型代表；一类是中原式，即中原地区烧制并使用的瓷器，有些生活中使用的瓷器在辽境内也有烧制。

契丹社会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

“我认为，三彩太极图执壶是一件很特别的文物，这种器型的源头可追溯至汉代或更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长期从事古代器物研究，她对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辽代器物十分看重。

扬之水说，小口、两肩有系的扁壶，在先秦时已经出现，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在当时叫什么名字。汉代有了名称，叫“椑”（读bēi，古代酒器）。著名的一件，便是出土自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的“彩绘七豹纹漆扁壶”。

“彩绘七豹纹漆扁壶”的基本式样是近乎椭圆的造型，细颈，小口，两肩一对系，穿了绳，小者可手提，大者可肩抬，在流传至今的汉代图画中都能看到。椑也有做成动物形的，如出土自陕西榆林走马梁汉墓的铜鱼椑。可以认为，椑的主要特色是便于携带。

汉朝之后，椑的名称依然在使用。魏晋时期，还有一种自铭为“玾”（读jiá)的器物，如浙江上虞出土的西晋青釉贴花六系扁壶、江苏金坛出土的西晋青釉刻花双鼠系扁壶。铭文中的“玾”通椑。

魏晋南北朝以后，椑的名称渐渐消失，“榼”（读kē，古代酒器）的叫法沿用下来，且多指用作盛酒的便携式小口扁壶。如唐朝诗人白居易《自咏》中有“金章未佩虽非贵，银榼常携亦不贫”之句。此前已有的形状像鱼的椑，为唐、辽所继承，常常做成双鱼的样式，如白居易《家园三绝》其二写道：“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

双鱼榼有陶瓷器，也有金银器。如扬州市出土的唐三彩双鱼榼、河北省井陉县出土的晚唐五代白釉鱼榼，都是陶瓷器具。而赤峰两处窖藏址出土的金花银双鱼榼为金银器，它们是一对摩羯变身作贴体相对的双鱼，造型上保留了摩羯长鼻翻卷的特征，两肩各有环，穿提梁。壶嘴有盖，盖顶有一个宝珠钮。此外，还有一种龟榼，如白居易《东城晚归》诗中所咏：“一条邛杖悬龟榼，双角吴童控马衔。”还有一种革制的盛酒器，叫酒鳖。

扬之水表示，无论早期还是后来的椑、鱼榼、龟榼、酒鳖以及所谓“背峞（读wéi,同嵬”），皆是有口无流（即我们常说的壶嘴儿）。虽然小口用于斟酒也还方便，但毕竟不如设有管状流倒酒来得稳妥。于是辽代又出现一种新的扁壶样式，其代表作就是这把三彩太极图执壶——它的一侧有环柄，另一侧有短流。与环柄相对的一侧有一个环耳，如此便成可以穿绳提挈的一对系，又是酒鳖的形制。从造型到图案，足见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深远影响。

辽瓷与中原陶瓷一脉相承

辽博藏“三彩釉印花太极图执壶”是由原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过来的，其“身世”是个谜。对于辽瓷的发展历史，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辽瓷的制作如果按照时间轴线划分，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

关宝琮说，早期，也就是辽太祖至辽穆宗（公元916年至969年）这段时期，辽瓷主要以陶器为主，夹砂陶罐、盘口瓜棱壶是较为常见的组合，釉陶与瓷器比较少见。鸡冠壶、长颈壶等是这一时期较为常见的器型。这一时期的辽瓷装饰极为简单，崇尚朴素风格，大多为单色釉。

到了中期，即辽景宗到辽兴宗（公元970年至1055年）时期，随着辽朝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日渐繁荣，这一时期的辽瓷也随之发展起来。较之早期，这个时期的辽瓷在装饰上变得复杂，装饰技法明显增多，但色釉装饰仍以单色釉为主。工匠开始有意识地在单色釉中增加彩色装饰。

花纹装饰的大量出现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在鸡冠壶等器物上盛行刻画卷草纹、葡萄纹等纹样。与陶器数量较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辽瓷器型愈加丰富多彩。在造型上，穿孔型鸡冠壶已由单孔逐渐变为双孔，而且管状口上多有器盖，提梁型鸡冠壶明显增多。

辽代晚期指的是辽道宗到辽天祚帝（公元1055年至1125年）时期，辽瓷风格有了明显转变，这一时期也是辽瓷的突变期。关宝琮表示，到了晚期，蕴含着契丹民族风韵的器物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传统形式的器物增多，且造型趋于简化。就装饰特点而言，绚丽多姿的印花三彩釉器打破了单色釉器一统天下的局面，单色釉和三彩釉两种装饰技法并驾齐驱。单色釉的器型仍是鸡冠壶、长颈瓶等，而三彩釉较为常见的则是海棠花式长盘、花口碟等器皿。

“辽瓷的生产与中原陶瓷生产一脉相承，并展现了自身的民族特色。随着契丹封建化与汉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辽瓷与中原陶瓷风格渐趋一致，最终走向了融合。”关宝琮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