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5年3月生于辽宁沈阳,女作家。曾从事亚太文化文学研究工作,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小说选刊》主编。
□吴俊
《神圣婚姻》具有双重、多重的主题,也就是说,这并非只是一部以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从婚姻开始,又不限于婚姻,而是面向了广阔的社会和时代的流向。读过全篇无须刻意就能看出作品的主题表达特征决定性地影响到了这部长篇的叙事结构。以转制改革为线索的情节始终与婚姻叙事缠绕在一起。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婚姻家庭和转制改革的叙事之上,作家其实还有着更大的企图——人生如何能在时代的大潮、人性的考验中磨砺出生命的真正底色,以及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同时,以婚姻呈现的人生、人性和家庭的精神高度如何体现、衬托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文明发展高度。
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叙事难度匹配、显示出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仅仅是婚姻故事的小说在作家的思考和策略中或许有点“小器”了?生活中的婚姻和文学里的婚姻叙事,都需要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婚姻和文学才能成为一种克服难度、分享艰难之美的存在价值。所以,《神圣婚姻》采取了双线并进、虚实相间、大小参差、明暗互补的对照、反衬、交叉、并列的叙事结构和方式。思想的美学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孙子洋和程田田的婚恋叙事因素或明或暗、时断时续地贯穿了作品的大部分。很快,也就带出了几乎所有人物的婚恋遭遇。婚姻的百花筒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特色,这是《神圣婚姻》的第一大贡献。几对情人的感情关系、几对夫妇的婚姻生活,作家大都通过四两拨千斤的笔触,非常自然而富于技巧地予以完整地呈现。换言之,一部写情感婚姻的长篇,男欢女爱的情场并不是作家的重心,小说没有走向商业化诱导的一般言情路线,看得出作家显然有她的叙事艺术思考。她要直面的首先是婚姻关系中透出的人性问题、人格问题、社会问题,还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症状。小说中的婚姻问题症结就在于此。但凡婚姻关系中能够出现的悲剧、喜剧、正剧、闹剧,都齐全了。婚姻的意义就超出了狭隘的单纯范畴,可以简明地说,这是一部有着问题小说特质的社会介入之作,体现的是文学的社会关怀和精神救赎的思想动机。而在叙事美学上呈现的是一种开合阔大、纲举目张的总体风格。
由此就能理解作家为什么常常要跑出婚姻圈转入改制改革的宏大时代叙事中去。作家写出的是一个大时代,写出的是一个大时代中的婚姻,写出的是婚姻中必须面对和进入的一种大时代的境况和境遇。这个大时代对人的影响,莫过于婚姻的形式;婚姻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这个时代的人生之镜——常常照出的是人间的生活磨难。程田田的哭、于凤仙的哭、顾薇薇的哭……都不止在哭自己的婚姻和婚姻的丧失,她们是在用眼泪偿付这个时代的成本和债务,也在用眼泪洗涤这个时代的“平庸之恶”,又是在用眼泪抚平自己的创伤。哭尽之后,她们才能看清自己的本相。她们的眼泪混合在改制改革的滚滚红尘、巨波大浪中,作品从容而有力地从个人身心、家庭生活、社会发展全方位展现了个人悲欢、家国政治的时代交响主题奏鸣曲。没有这种家国、时代、社会之思,个人和婚姻的曲折、圆缺又能有怎样的内涵呢?徐坤的大气和大器就这样体现了出来——在社会巨变中写婚姻,写出了社会巨变中的婚姻;在婚姻生活中写时代,写出了婚姻生活中的时代气象。《神圣婚姻》是一部寄托了作者大时代情思的力作。
在艺术表现上,它是充分徐坤式的——它是经验感性的,也是细腻知性的,又是深沉理性的。就像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已经见惯了日常的狗血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审视婚姻的超迈和深邃的眼光,直达肌理核心;一部小说,尤其应该满足我们对于婚姻的广度、深度、高度的感性体悟和思辨想象的期待。婚姻从古老到当代,在社会规约下不再拥有引发战争的能量——但家庭就此成为恒久的战场。而且,家庭这个战场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震耳欲聋的声波、无声的冷战或轻蔑都足以使人窒息,绝不亚于枪林弹雨的恐怖和威胁。婚姻战争一定会蔓延成为社会战争。你能说不会酿成惊心动魄、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后果吗?在这个意义上,改制改革的叙事情节绝非只是婚姻的辅助线,而是和婚姻互为骨骼与血肉的连体共生的小说主体构成。婚姻“神圣”指代了一种社会性的时代政治价值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文明价值内涵。
由这部长篇,我不由得联想到去年王蒙发表的中篇杰作《霞满天》。从婚姻、男女感情的角度看,《霞满天》讲的主要是老年人的情感和人生故事。相比之下,《神圣婚姻》表现的更多是中青年人的情感和婚姻。《霞满天》充满了生命的激情,知性、智慧地放飞激情;《神圣婚姻》溢出的是年轻生命在婚姻激荡中的个体毅力和社会能量。《霞满天》在张扬中内敛,趋近于生命的圆满;《神圣婚姻》在方寸中扩张,在时代大潮中挥洒不竭的生命之力。它们都是烙上了深刻时代痕迹的生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