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臣君

本期导读

1974年5月，辽宁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两幅绢画，一幅是《深山会棋图》，一幅是《竹雀双兔图》。这两幅画挂在棺床“小帐”内东西两侧，虽历经千年却基本保存完整，它们是目前辽宋时期墓葬出土的唯一挂轴绘画文物，唯一性让这两幅画成为“标准件”——具有对其他辽宋绘画作品对照、辨别功能，为研究辽宋时期的绘画、装裱、悬挂方式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契丹女贵族墓中发现古画

1974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法库叶茂台辽墓群发掘一座契丹贵族妇女墓葬。墓葬由一个主室、一个前室和两个耳室构成。主室安置一木构“小帐”式棺室，内横置石棺。令人惊奇的是，棺室内东西板壁上挂有两幅绢画，且绢画基本保存完整。

这两幅画的面世，迅速引发热议。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在《叶茂台辽墓出土古画的时代及其它》文稿中描述：“据我们所知，在历年发掘的许多辽墓中,出土卷轴画,这是第一次。而且,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像一般的墓葬那样以画卷原封随葬,而是展开悬挂在墓内的……这种方式是前所未见的。”西面出土的为花鸟画，被定名为《竹雀双兔图》；东面为山水画，定名为《深山会棋图》。

东面山水画为青绿设色，上部绘峭峰陡起，白云掩映其间；中部松林楼阁前有两人对坐下棋，右侧有一童仆；山下有一宽袍大袖、头着高冠者策杖而行，后面跟着两个童仆，一人背琴囊，一人背酒葫芦。

再看西面的花鸟画，上部画3根双钩竹子，上各立一雀。下部画两只兔子在吃草。竹丛下生长的三朵野花，左为蒲公英，中为地黄，右为白头翁。此外，满地画了零星的车前子和杂草，中间三株植物画得鲜艳肥大，令人瞩目。

这两幅珍贵的画作均无作者名款，也没有题识和收藏印记。学者徐英章曾在一篇文中解释说，其一，是北宋初期以前的绘画作品一般都不署名；其二，是两幅古画未经流传收藏所致。

由于并未出土相关的墓志，这座被定名为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墓主人具体身份充满神秘色彩。考古工作者对墓主人颅骨进行测量、分析，得出结论：墓主为妇女，年龄在45岁至65岁之间；墓主人可能有一定残疾。

墓主人的社会地位非常尊贵，从随葬有贵重物品来看，她或与皇室有一定关系。考古学者李宇峰撰写《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的年代及墓主身份》，文中提出，此墓主人可能是辽朝皇室公主。一方面，法库叶茂台墓地为辽朝皇后一族萧氏家族墓地，墓主大多是萧氏；另一方面，墓中出土的棺床小帐与高翅帽也是公主享用的制式。

两幅画作被定为“标准件”

毫无疑问，考古人员能够判定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的两幅绢画为辽代古画。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告诉记者，这两幅画作是辽宋时期墓葬出土的孤品，可以被认作该时代画作的“标准件”，成为中国书画研究、鉴定的重要参照物。

董宝厚解释说，这种珍稀程度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困境造成的。在书画鉴定过程中，即使是经历无数藏家认定，所藏书画也很可能是赝品。传世作品的鉴定十分困难，收藏者的学识和认知都可能影响对作品的认定，还有历代收藏者的变换，都可能造成信息湮灭，使画作真伪极难判断，这就凸显了书画作品“标准件”的重要性。一件毫无瑕疵、无争议的书画作品，能够大大拓展中国书画研究的边界。

因时间间隔近，存世量大，明清时期书画鉴定相对容易，最难判定的是唐宋时期画作，偏偏这两个时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尤为重要：唐代的人物画日臻成熟，五代到宋初是山水画、花鸟画的转变期和成熟期，这两个朝代奠定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审美理念，但恰恰唐宋时期的存世作品极少，很难找到可参照的“标准件”。

杨仁恺认为，我国山水画创作的相对年代有可能在公元940年到968年。花鸟画的相对年代可能稍晚,但下限也不晚于公元979年左右。记者核算了一下，这个时间段相当于辽代中期以前。

对于叶茂台七号辽墓的断代，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首先是以考古报告为代表的，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进行判断，认为此墓年代应为辽代早期，墓葬的大致年限在公元959年至986年。其次是以著名历史学家、文物考古学家曹汛撰写的《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为代表，从墓中带有浓郁的道教色彩装饰品、陪葬品来判定此墓为辽代中期所建。

董宝厚说，这两幅画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知道它产生的大约时间段，尤其是下限时间，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辽代中期以前。在画作的诞生时间早于下葬时间的前提下，画作时间还可以继续前推。这是其他传世作品所不具备的，很多专家在传世画作上的判断可能产生分歧，但考古出土的画作不会。从唐宋至今的千余年时间，有无数的画作消失在古墓中，但有了《深山会棋图》《竹雀双兔图》，便能一窥辽宋时期绘画作品的真实样貌，更能为其他辽宋时期的画作做出参照对比。

呈现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真实过程

这两幅珍稀画作出土近50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各种判断和猜想。

关于这两幅画作的主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杨仁恺、徐英章等学者认为《深山会棋图》是“山林隐逸的情趣”。而李清泉等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两幅卷轴画寄托了墓主人的家人希望她能够跟随画中的主角进入仙境。墓穴的结构则象征着她已经完成生命的转化，成为接受子孙祭祀的对象。

徐英章认为花鸟画是辽画中的常见题材，辽墓壁画内容与《竹雀双兔图》相比较，在构图、画风、设色及所描绘的自然景物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据史料记载，已知的辽代著名画家近20人，名不见经传的画师更不会少。由此可见，此画的作者应是契丹画家。

也有学者从两幅画的主题呼应入手，《竹雀双兔图》中出现的植物有蒲公英、地黄和白头翁，以三种不同的草药入画，也是传世同时期作品中所未见的。画作中的三种草药占据画面最核心位置，这也许与墓主人死于疾病有关。如果《深山会棋图》寄托了墓主人的升仙愿望，那么《竹雀双兔图》可能表达了“去病”的主题。

关于两幅画作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日本著名学者小川裕充在《五代·北宋绘画的透视远近法——中国传统绘画的规范》一文中作了阐述。他评价《深山会棋图》，认为画家准确地理解了当时以树高的比例表现空间深度这一山水画手法，同时采用了色彩远近法。“可以说，《深山会棋图》运用了这个时期中国山水画的造型手法中除最为困难的阳光表现以外的透视远近法和一水两岸法等几乎所有的方法。”

董宝厚认为，虽然这两幅画不是同时代的顶级作品，但在学术价值上确是不可替代的。一是辽宋画传世的不多，传世的真品更少，这两幅辽画的发现，为研究辽宋时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实证。

二是两幅画呈现中国美术史发展中的真实过程。《深山会棋图》是山水画，就在这幅山水画创作时间的前后，中国绘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山水画和花鸟画相继成熟起来，渐渐占据画坛主角位置，那么逐渐走向成熟期需要经历哪些变化和探索？通过这两幅画的画面细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臻成熟的作品，找到学术史的“标准件”。

三是终于见到原装原裱的古画。据文献记载，书画装裱出现的时间很早，但传世作品多已历经重新装裱。北宋以前画作的原装至今已很难见到。尽管这两幅古画装裱简单，画心两侧既不套边，也不镶裱，仅画心上下接天头地脚，可能属于当时流行的一种简装，但对研究古画装裱的形制与演进，却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例证，十分宝贵。

这两幅画的出土，为中国书画研究开拓了新的边界，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提出了新的问题。董宝厚说，有一些问题现在还没办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和公认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会引发更为深入的探索。我们会对美术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