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藤

作者老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曾获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北京文学》奖等。长篇小说《战国红》荣获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我对铜感兴趣，源自家里的两只青铜爵。我家当时在胶东即墨县田横镇，一个“人家犹有古风存”的古老村落，村里春节祭祖庄严隆重。春节临近，家族祭祖的主场设在我大伯父家。大伯父会支起梯子，从天棚上取下油布包好的家谱、牌位、香炉、烛台、青铜爵等等，恭恭敬敬地将家谱挂在墙上，家谱下面安放供桌，铺上大红台布，摆好香炉、烛台、青铜爵等，供家人依次叩头祭拜。因为烛光暗淡，家谱上先祖的画像又面目凛然，少年的我便有些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说来奇怪，当叩首后抬头看到那两只盛满米酒的青铜爵时，心里会生出一丝亲切感来，因为我家中条案上也有同样的两只。两只爵出自哪个朝代没有印象，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无法给文物断代。后来因为屡次搬家，那两只传世的青铜爵不知所终，成了我心头无法弥补的遗憾。

因为有青铜情结，每到一地我总会关注铜器，探寻一下城与铜的关联。我想，沈阳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可能与铜无缘，我看过许多辽金时期的铜镜，做工非常精美，辽国六府皆有工匠可制。沈阳历史悠久，在翻阅清代盛京地图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城中心地段竟然标有一条铜行胡同，正是铜行胡同这个地名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铜行胡同又称铜行里，与沈阳故宫毗邻，长约百步，宽不过八步，南始沈阳城的原点中心庙，北通沈阳最繁华的四平街，据说在清中晚期，这里锻造铜器之声响彻昼夜，店铺生意红红火火，众多堂号出品的火锅盆碗、幔钩把手、首饰环锁、香炉烛台、锣镲管号、神像吉兽，可谓应有尽有，知名度堪比北京的琉璃厂。

铜行里声名鹊起得益于一张小小的奉锣。民国初期，老字号富发诚出品的奉锣风靡一时，供不应求，京津沪的戏班子如果没有奉锣，乐队便算不上标配。加工奉锣是富发诚老师傅的绝活儿，成语“一锤定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300年铜行里，靠的是师徒传承，靠的是铜心、铜气和铜缘。富化诚铜器店的老掌门规定，到富化诚学徒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其中辨铜气让我脑洞大开，老掌门的后人解释说，铜与人一样有种看不见的气在，铜匠若不辨铜气，则识不了铜性，达不到人铜合一，做出的器物就会缺少灵气。

我有幸认识了一个值得书写的“小人物”石洪祥。当然，此人已经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国内铜雕行业的名家，但我没有把他当大人物来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书写的“小人物”。石洪祥是铜行里奉锣的最后一代传人，是铜行里铜匠后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石洪祥一直自称铜匠之子，尽管他毕业于上海美院，有正高级职称，荣获过国家大奖，但他身上一直保持着铜匠本色，他亲自画图、锻制、制模、浇铸，整日弄得铜色满面，他说铜匠本色没法改变，铜气和铜性已经融化到了血液基因当中。石洪祥花费10年时间，依《营造法式》工艺，按十比一的比例复制了一座纯铜大政殿，铜殿每一个构件都可以自由拆卸，他当场给我演示了拆卸门窗、立柱，果然相当自如。我问他为何十年造一殿，有十年之功，会创作多少价值不菲的铜雕，而铜质大政殿如果不出售的话谈不上经济效益。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传承，如果不复制，大政殿这种古老的建筑工艺就会失传，复制大政殿，等于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活教材。我从他的回答中感受到了富化诚老掌门的存在，这是一种难得的责任传承。正是通过石洪祥，我才真正走进了淹没在时光里的铜行胡同，走进了已经消亡的12家铜器店，走进了100个铜匠的精神世界。

任何一座古老的城市都是文学的富矿，如同一潭湖水，沉淀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盲盒”。在湖面上荡桨划过固然惬意，若是静坐船头，垂一根钓线来钩沉抉隐，则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创作《铜行里》之前我问周围许多人知不知道盛京城的铜行胡同，他们纷纷摇头；我又问知不知道享誉全国的奉锣，他们还是摇头，这情形坚定了我写《铜行里》的念头，我要用文学的方式将这段城市记忆打捞出来，让后人记住沈阳城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胡同，尽管它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但在当年，这条胡同就是沈阳心脏中的一条动脉，血脉偾张了三百余载，这动脉里的血，就是铜匠们代代相因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