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历史，是从战国燕之候城开始的，候城是“最早的沈阳”。得出这一经得起时间检验结论的发现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先生。他不仅发现了候城，还呼吁大力宣传候城，因为挺起候城，就是展现沈阳城古老的光阴传承，就是彰显大沈阳更为震撼的“文化自信”！

老地方

扑朔迷离的学界“候城寻踪”

在冯永谦先生将候城定位于今日沈阳之前，学界关于这座两千年古城地理位置的推论与猜想，可谓众说纷纭，沈阳郊区说、新民说、开原说、海城说等不一而足。

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认为：“候城，在沈阳北”。此说较为泛指，没有定点，但从其在沈阳之北，应是指在今沈阳市区之北。

汪士铎《汉志释地略》谓：“候城，承德南。”此承德为清代在沈阳所设之县，是康熙三年于今沈阳所设之奉天府治。承德南即应是指在今沈阳市区之南。

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说：“候城，今奉天府西北百里辽河滨之塔城”。此说所指有误，今新民市辽滨塔村确有古城址，但经考古调查，至今于其地未发现战国、秦、汉时期遗物，该城址为辽代之辽州，现在辽代城址与在西门外之八角十三层砖塔犹存，城址内地上地下辽代遗物很多，因此不能定此城址为候城。

杨同桂、孙宗翰《盛京疆域考》说：“候城，今开原县东南”。当时开原县设治在今开原市之老城镇，此谓开原县东南应指在今开原市老城镇之东南，若将候城定点于此，是趋北说中位置定点最明确的。

近些年出版的考古地理著作如《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认为候城即“沈阳市东南二十里古城子”，此说是近年出现的较有影响的一种新的意见；《东北历代疆域史》谓：“候城地近障塞，当在今开原东。……当时今开原东、东南及东北近塞之地均属候城县”，并又进一步阐明“订候城县治于今开原东南近塞处是合适的，因谓候城在今沈阳附近，与其近障塞不符”；最有影响的是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1964年油印本东北地图“说明书”说“今定候城于沈阳东南上伯官屯故汉城址”，1979年修改后铅印并改名为“资料汇编”，其考订候城为“今辽宁省沈阳市东南20里古城子”，至1989年正式出版《释文汇编》时，其考候城于后者定点同，由这种前后不同的变化，可见地图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反复思考而后谨慎定点的心路历程。

而上述探讨都未能确指候城的准确地理位置，说法虽五花八门，却使“候城定位”越探越谜，成了一段令人望眼欲穿的历史悬案。

候城定点今日沈阳的靠谱依据

那么，冯永谦先生是怎样力排众议，确定今日沈阳即是当年的战国燕候城呢？

首先，从文献上看，有些记载可以帮助候城定位。据《后汉书》记载，候城在西汉时属辽东郡，但在东汉时，将原属高显、候城、辽阳三县改属玄菟郡。经考证，高显县为今沈阳市东南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古城址，辽阳为今沈阳市西南辽中县偏堡子古城址，候城在今沈阳市内旧城区，三城之间的距离，高显在候城南20公里，辽阳在高显西40公里，如此，则三县不仅相连，互相距离也很近，而且东距玄菟郡治新宾永陵南城址、抚顺劳动公园城址均较近，管辖便利，因此一起由辽东郡改属玄菟郡才是可能的。

东汉时，陈禅曾“为玄菟候城障尉”，按历来对障候的解释，均为近塞之地。障候应是靠近长城的城堡，因此候城距“边”应较近，但作为一个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候城在什么地理位置，并非全线划一、有固定的距离，而是要视地理环境、防御需要来决定，候城虽为障候之城，却不必一定“近边”，根据考古调查发现情况看，都尉治所并非靠“边”，与长城均有一定距离，并不在“边”上，根据这种情况，若将候城置于沈阳市内，经考古调查这一地区的长城，是在开原与铁岭间东西通过的，其距离也为100余里，并不较上两都尉距“边”为远，此地又为平原区，其地理位置更觉合适。

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近年的考古发现，为解决候城定点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将候城定点于沈阳东南，无论是上伯官屯还是古城子，近年在这一带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没有相应的发现。

候城定于开原东南，也存在考古方面的问题。经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不仅在开原东南，即或向南延至铁岭，向东延至西丰，至今也未发现燕、秦、汉时期的城址，并且相关遗物都很少发现。若将城址定于此地，还无法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除文献分析外，考古调查才是最终确定候城在今沈阳市明清旧城中南部的关键证据。

冯永谦表示，首先，在沈阳市区内的明清旧城周围，发现很多战国和汉代墓葬：如在大东区新光机械厂仓库院内发现的战国墓，为土坑竖穴，其出土遗物为灰陶高柱弦纹盖豆、三足陶鼎、兽面铺首弦纹壶；又如在今大西城门外热闹路发现的战国墓，木棺木椁土坑竖穴，随葬陶器为灰陶鼎、壶、盘、匜组合。这两处墓葬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出土陶器为仿铜器的陶礼器，这种墓葬结构和陶器形制，为典型的战国燕墓，而它所反映的墓主人身份，并不是守边的戍卒，应是当时候城内有一定地位的人。其时代前者为早，后者稍晚，约当战国燕的中、后期，这些墓葬的发现，对考证候城的年代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墓葬，发现地点更多，在和平区南湖公园、沈河区大南边门、小南边门、滨河街道办事处、旧城内沈阳钟厂、小南门外沈阳市第八中学和大西门外沈阳市第十七中学院内以及皇姑区塔湾等地都有发现，并且是墓群，其时代则为汉至魏晋时期。这种围绕沈阳明清旧城分布的墓葬，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候城就应该处在墓葬区域内的空间位置。

其次，1973年于今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与在其北的沈阳清故宫东路十王亭院内施工，当挖至地表下六米深以后，就发现各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由下往上分别为战国、汉、辽、金及明代，出土大量的遗物，有各种建筑材料和日用生活器具残片，表明该处是战国——汉代的居住址。所见遗物战国灰陶绳纹大板瓦，规格很大，长43厘米，宽30厘米；而汉代遗存内涵更丰富：泥质灰陶瓮、罐、盆、绳纹板瓦、筒瓦、“一刀”“半两”“五铢”“货泉”铜钱与“凸”字形夯土台基址和绳纹陶管井及绳纹砖砌筑井等，井深达现地表下10米，遗物中还出土有“千秋万岁”铭文瓦当，尤为引入注意。这两处中间距离较远的遗址，地层一致，遗物内涵相同，可见遗址占地面积很大（因中间是街路，未发掘），不像一般居住址，而是有城址的规模和特点；再从其他遗物、遗迹的发现，也证明其中有的遗存不是一般民宅建筑与所应使用的材料，反映出具有非常明显的官府衙署的性质。由此可以进一步肯定这处遗址在当时所处的地位，应是包括具有相当规格的行政建制在内的战国至汉代的重要遗存。

再次，1993年3月在建筑东亚商业广场时，在沈阳清故宫北墙外20米处发现有遗址，经发掘，上层为辽、金至明、清时期的堆积，下层是东西走向的城墙。挖掘显露出来城墙的长度达150余米，墙为夯土筑成，夯窝明显，城墙经以后两次补修，墙体加宽，城墙北面并有护城河故道，城基宽8.5米，存高近2米。在城墙遗址底面地层出土有特点明显的战国饕餮纹瓦当和绳纹板瓦、筒瓦与汉代绳纹板瓦及“五铢”钱等。从这一发现，可以确知在沈阳市区明清旧城内的地下，确实存在着一个早期战国至秦、汉时的古城址。这座城址，就应是此前尚未考定的辽东郡候城遗址。

候城位置既定，但其城址规模怎样，也是研究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多年研究，冯永谦勾画出一个大体轮廓：候城的北城墙，经考古发掘，在沈阳清故宫北墙外20米处作东西走向；西城墙，即在清故宫现在西墙处向南去，其位置在清代旧城小北门至小南门间作南北走向现称“正阳街”的东面，西墙南行大约在包括沈河区公安分局在内的南面东西一线折向东去；南城墙，在西城墙东折后向东延伸，在未至清旧城大北门至大南门间作南北走向现称“朝阳街”的西面；东城墙，应在朝阳街之西，因为在清故宫门前的现称“沈阳路”与其东的朝阳街相交的十字路东南角即沈阳钟厂，过去在钟厂院内发现有汉墓，这个位置当时应是城外才能埋坟，所以东城墙不能超出墓葬的范围。结合考古发现所掌握的地下遗迹遗物分布情况，可知候城就在沈河区公安分局和清故宫一带，城墙每边长度大约200米左右，即或略有出入，也不会相差太多。由此看来，候城面积不大。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冯永谦断言，定候城于沈阳市内明清旧城的中南部，是颇为适宜的。

今日沈阳亟待强化“候城标识”

1985年12月，沈阳市志办和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了一次“沈阳建置沿革讨论会”，冯永谦先生应邀参加，会上提交《汉候城、高显考辨》一文，根据文献与考古两方面材料来进行探讨，第一次明确提出定候城于沈阳市区内旧址并以沈阳清故宫和沈河区公安分局为中心的考证意见；后在1989年出版的《东北历史地理》一书中亦采用了这一观点，即“定西汉候城县在沈阳旧城区”。

冯永谦表示，现在一提沈阳，很多人只知清朝于此定都，似乎沈阳的历史是从清朝开始的，这是严重的误读。沈阳历史的上源其实是从战国燕之候城开始的，以燕昭王指派大将秦开所建候城时间计算（约为公元前300年），沈阳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是堪与襄平（今辽阳）比肩且早于龙城（今朝阳）的、具有鲜明中原汉文明气质的古老城市，沈阳最早是“燕城”，沈阳人最早是“燕人”。

冯永谦强烈建议，在今天的清故宫区域，应该经考古发掘展现出一段候城城墙遗迹，让沈阳人了解家乡的千年历史，增强“沈阳文化自信”，这不是一件小事，应予以足够重视。在开发盛京文化的新时代历程中，突出“候城标识”，实在是如箭在弦、迫在眉睫！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