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

1844年冬，滴水成冰的涅瓦河畔，因无钱买柴取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租屋立成冰窖。他只好跑到街边小酒馆避寒。在那里，他一连几小时与那些醉鬼、赌棍、食客、骗子们闲扯。由于长时间营养不良和整夜写作，他十分消瘦，一副病态，经常受胃痛、感冒和神经性癫痫等疾病的折磨。他甚至担心自己会悄然死去。想到癫痫病发作昏迷时有可能被人抬出去活埋，这个时人看来行为怪诞的年轻人，经常在小屋的桌子上放一张写好的纸条：“如果我死了，务必在五天后再埋。”

没错，这正是老陀——哦，当时还是小陀——的苦难写照。纵观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他简直就是一个苦难专业户。眼下我正在阅读《炼狱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常感辛酸悲凉，时而又忍俊不禁——真是一个令人怜爱的大活宝。

小陀少年时就被独自留在彼得堡。他曾说：“不知为什么，我对彼得堡总有一种恐惧。”终于，1845年1月的一天，他从这座“世界上最奇幻的城市”的街道上匆匆忙忙往家走，忽然，精神生活中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他要写作！后来，他将这一事件称作“涅瓦河上的梦幻”。

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时，小陀的成绩并不理想——理想才怪呢，他脑子里可是整天放映着横七竖八的文学念头啊！好单位是轮不上他的，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做了一名描图员。而这枯燥的工作更让他万念俱灰。本来服兵役就不符合他的志趣，当他业余翻译《欧也妮·葛朗台》得到350卢布的稿费时，顿时体验到一种要么写作、要么就去跳涅瓦河冰窟的冲动。

尽管一贫如洗，但出于对官场生活的厌弃和对写作的热恋，这位23岁的陆军中尉向彼得堡工程兵分队提交了辞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为什么要浪费似锦年华呢？我能够挣出自己的一份面包，我将拼命工作。现在我自由了。”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自由的代价。辞职本身，当然不可能将他黯淡的生活立即置换得阳光明媚。时间多了，钱却少了，他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越发混乱和困难。此前曾力劝他不要放弃“皇家俸禄”的妹夫卡列平，过了很久才极不情愿地给这位古怪的内兄汇了500卢布。不过，妹夫再次嘲笑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指责他“就知道索钱”。而小陀则恨恨地把妹夫称为莎翁笔下的“福斯塔夫”。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大叫其穷：“我欠了800卢布的债，其中有525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我完了。我要被拖进监狱里去了。”

为了不被“拖进监狱”，他立即着手各种创作计划。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发疯般地写作，涅瓦河上的“梦幻”让小陀成为一个新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了。1845年5月的一个清晨，他终于在书稿的封面上郑重写下书的标题：穷人。

多年后，俄国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传中披露了与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旧事。某日，15岁的梅列日夫斯基跟随父亲参加一个文学沙龙，老陀也在场。梅父一见这位大作家，双目放光，恭敬地请他评点儿子的诗歌。“他静静听着，稍带一些不耐烦与愤怒，我们肯定是打扰到他了。‘缺乏力度，一塌糊涂，一文不值。’他最后说，‘要写好，必须要受苦，受苦！’而我的父亲回答：‘不，他不用写得更好，更不需要受苦。’我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握着我的手时那苍白而有穿透力的眼神。我再也没见到过他，不久我们就听说他死了。”

是的，在常人看来，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有意义，也并非所有苦难都值得歌颂。比如眼下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大灾难，我们希望它滚得越远越好。但对于作家，苦难有时则成为他们成长的必需。海明威曾说：作家需要有个苦难的童年。王朔却说：不一定苦难，要的是特殊。只有特殊了，长大后观察社会才会有个特殊视角。童年时的小陀，恰恰符合了“苦难+特殊”——他有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童年，幸哉？不幸？

读着那张“五天后再埋”的纸条，我含笑抑泪。浓稠的忧郁里，小陀还不忘给读者制造笑点；然后又无比悲哀，从小陀到老陀，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几乎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丑陋与污浊，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那些苦难，铸成了一个文学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