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6号，是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张氏帅府始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9月，总占地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76万平方米。在大帅府内，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厅（原为张作霖主政时期的第三会客厅），因曾摆放过老虎标本而得名“老虎厅”，它是张氏父子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的罪名，下令将奉系元老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在此处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处决杨、常二人后，张学良稳定了自己在东北的政治地位，老虎厅因此名扬四海。对杨、常之死，有人说他俩“自作自受”，有人感叹他俩“命不该绝”。

老地方

杨、常之死：积怨太深的内部火并

张学良为何要杀劳苦功高的杨宇霆、常荫槐？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常荫槐是奉天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黑龙江（省）的主席，那个时代，吕荣寰是中东路的董事长，最后冲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杨宇霆跟我商量，要把吕荣寰撤掉，让常荫槐当董事长。我就想，这个常荫槐的能力也太大了吧？他当了奉天的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又当了黑龙江（省）的主席，现在还要到吉林去做这个董事长，东三省就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怎么能一个人把三省（官）都做了？怎么能三省都有他的事情呢？冲突就在这儿。杨宇霆一定得如此，我心里就发火了，所以我晚上请他俩来，把他俩都枪毙了！”

这仅仅是张学良与杨、常二人火并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杨、常二人自恃功高，对张学良倚老卖老、礼数有缺，这种骨子里的不尊重，不经意间就能从其言谈中流露出来，甚至连“小六子”“鳖犊子”之类不敬、辱骂之语都能脱口而出，这令同样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十分不爽。

杨宇霆、常荫槐经常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无视权威擅自做主。他们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大肆揽权争名争利。有一次，常荫槐准备在黑龙江建立山林警备队，扩编武装约两万人，杨宇霆直接从自己的军工厂给常荫槐调拨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杨、常二人居然未向张学良报备，竟自作主张了。

据说，常荫槐还支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成为“新东北王”，这就严重触犯了张学良忍耐的底线。

1929年1月10日晚，双方积怨良久的内部矛盾终于爆发！逼张学良在“中东路董事长”任命书上签字的杨、常二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压根儿没瞧得起的“小六子”，居然对他俩动了杀机。

杨宇霆、常荫槐血溅帅府老虎厅

杨宇霆、常荫槐的飞扬跋扈，逼张学良动了杀机。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自己的卫队长刘多荃、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决定晚上动手，但事到临头，他却犹豫不决。多年后，张学良对外界讲，自己当时竟用银元占卜吉凶，他说：“我下不了决心呢，没人可商量，我不太迷信，但对这件事真迷信。我想，如果这件事情我应该做，那银元出正面，结果弹一回正面，弹一回正面，弹第三回还是正面，我想这钱不对。我反过来想，假若这事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那就出反面，弹一回出反面，再弹一回又出反面，到第三回我不看了，让我太太（于凤至）看。我太太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这个钱在我的铁柜里，后来日本人不知道这柜里有块洋钱干什么用？我是留下做纪念的。”

张学良表示，当初他不想杀杨宇霆，只想杀常荫槐，而把杨宇霆关起来，但于凤至的一句“提醒”要了杨宇霆的命。于凤至对张学良说：“如果你不杀杨宇霆，把他关起来，将来那些东北大佬来保他，求你放了他，你怎么办？”张学良顿时醒悟，切勿因情废事、放虎归山，计划遂定。

当晚七点，杨宇霆、常荫槐如约而来，坐在老虎厅内。张氏帅府规定，进入帅府者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但杨、常二人骄横无礼，进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带来一个警卫队。按照事先的行动方案，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解除了杨、常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将“前院已处理完毕”的字条，秘传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

见时机已到，张学良看了一眼喋喋不休、继续纠缠的杨、常二人，一语双关地说：“二位话说得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渴了？”杨宇霆没好气地回了句：“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常荫槐紧跟着说：“就想让你签字！”张学良说：“不爱喝水，那就吃西瓜。来人，剁两个西瓜！”侍从忙上楼去取，随即下楼回话：“西瓜在楼上冰里镇着呢，夫人正在洗澡，我不便进去。”张学良对杨、常说：“稍等，我去拿。”

这些话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目的是将张学良引出。张学良抽身离去后，高纪毅、谭海率6名彪壮卫士，各个手持匣枪闯进“老虎厅”。卫士们3人一组，分别将杨、常按倒在地。高纪毅向杨、常二人大声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就地执行！”

杨、常闻言，脸色惨白，目瞪口呆，临死前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4名卫士分别按住杨、常二人的双肩，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杨、常二人的后脑，连开数枪，杨宇霆、常荫槐血染“老虎厅”，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张学良的善后：厚葬杨常，不罪妻孥

枪毙杨、常后，张学良把刘多荃叫来，吩咐他说：“你赶快去见杨大嫂、常大嫂，各送一万元抚慰金。”听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亲属要争家产，张学良赶忙派人阻止，以确保杨、常妻儿的利益得以保全。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闻此言，众人惊愕不已。随后，陆续发布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判决书等文件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产，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

据说，张学良曾决定由秘书长郑谦起草处决杨、常的通电，谁知郑谦以为张学良将自己划入杨、常死党，死期在即，竟惊吓而死。张学良闻讯后，慨叹道：“杀了杨、常，吓死郑谦！”，下令厚待其家属，并亲临其家吊唁。随后，张学良特意指示：杨、常被处决后，不株连任何官员，“罪不及妻孥”。

张学良安排厚葬杨、常二人，并为他们撰写挽联，他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用古代的蔡叔度与韩信，比拟现实的杨宇霆与常荫槐，虽时代不一，却命运同框，不得不承认：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

“杨常事件”背后的历史提示音

张学良怒杀杨宇霆、常荫槐，虽逞一时之快，表面上震慑住了老派势力，掌控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但其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东北大事件中，张学良身边再无杨宇霆这样的智谋之士，再无常荫槐这等干将能人，特别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与灵魂，30万东北军顷刻间分崩离析，悲怆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张学良给杨、常二人安上了怎样的罪名，但他们对东北的发展、对东北军的改造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没有杨宇霆就没有后来的张作霖，更没有张学良；没有常荫槐，就没有东北国产铁路的大发展。

张学良杀掉杨、常两位功臣，寒了一批东北军老臣之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后，除了少壮派群情激愤外，张作霖留下的老班底几乎没有多大反响，更无人援手，由此可见，“杨常事件”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深。

对侧卧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来说，张学良除掉了精明练达的杨宇霆、老辣硬气的常荫槐，等于借张学良之手搬掉了两块日本侵华的绊脚石，求之不得。晚年的张学良追忆“杨常事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错不该杀杨宇霆、常荫槐！”。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