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已经108岁的柳玉璞从机床集团领导手上接过“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位开国工匠动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啊！是共产党救了我！”

作为一名开国工匠，他用一双稳稳掌控毫厘的手打磨出一个个迫击炮管，雕琢出急需的高射炮炮栓，用日夜不休的苦干支援着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他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为国家的工业崛起，为“中国制造”的腾飞无私地奉献了一辈子。

他轻轻地抚摸着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回忆起当年的风华岁月，“我入党已经70多年了！”那一年是1949年，沈阳刚刚解放几个月。

1939年，在日本工厂工作的柳玉璞因为不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剥削压迫，揍了日本学徒后，从大连辗转到了沈阳。

因为有着精湛的车工技术，柳玉璞到沈阳后的第三天就到“永远铁工厂”上班了。柳玉璞后来知道这家工厂是给日本人制造武器的，他毫不犹豫地辞职不干了。

没了固定工作，柳玉璞开始到处打零工，直到日本投降。

1948年8月，当时的大型军工企业第五机器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第二机床厂，后又改名为中捷友谊厂）招聘车工。很多人前去应聘，柳玉璞也是其中之一。考试题目复杂，精度要求很高，很多人看完图纸后，摇摇头就走了。考试图纸到了柳玉璞手中，他以完美的表现一次就通过了考试。

因为技术突出，柳玉璞直接被定为班长级，他所在的三车间有两台先进的美式车床，一台分配给了柳玉璞，另一台由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的创始人马恒昌操作。新中国成立后，柳玉璞也成为马恒昌小组的技术骨干。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成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在经济潜力、战略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军工品的生产基地和工业人才的培养基地。

当时的沈阳城，“叫工厂冒起烟来！”成为最让人精神振奋的时代口号。

工厂仅仅停工了两天，柳玉璞就和工友们一起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生产大潮之中。

1948年12月20日，沈阳市的工厂和街头出现了一份新的报纸《工人报》，第一期就报道了全市军需工厂全部复工的消息。

前方要得急，后方赶得快！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不只是前方解放军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群众一样众志成城、埋头苦干。

为了攻坚克难，当时解放军驻厂首长组织成立了由马恒昌、柳玉璞等10个人组成的“技术革新小组”，由马恒昌任组长，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马恒昌小组”，柳玉璞任副组长。

“马恒昌小组”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加班生产，为前线战场输送了大量武器。

1948年末的一天，马恒昌小组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原来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军缴获了两门美式高射炮，但炮栓已经被国民党销毁，在另一场战役中，我军急需这两门高射炮来摧毁敌方工事。

加工两个炮栓的任务交给了技术最好的马恒昌和柳玉璞两个人。时间紧、任务急，两个人在数据缺失的不利条件下，边测量、边研究、边加工，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奋战，终于提前把两个炮栓交到解放军手中，经过试射，完全合格。

1949年初，因为出色的表现，柳玉璞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提起那段日子，柳玉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小组成员的齐心合力下，马恒昌小组还完成了闭锁机的制造任务，接着又圆满完成了子弹检查机和子弹装存机等多项任务。马恒昌小组用半年时间就创造了10项新纪录，改造了18种工卡具，工效提高了1—3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辽宁地区既是前哨阵地，又是重要后方。沈阳作为东北中心城市、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和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始终承担着后方战略基地的重任。

“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沈阳的工业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随着局势的发展，柳玉璞工作的第二机床厂进行了战略转移，马恒昌小组也搬迁到齐齐哈尔。因为柳玉璞是第二批转移人员，没等他动身，又有新指令，让他留驻沈阳。

厂子因为大部分搬迁，劳动力不足，当时工厂承接了一万把军镐的任务，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原材料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时常出现原材料跟不上的情况。这时，柳玉璞站了出来。

“我是党员”，老人铿锵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自己赶着马车一趟趟地把原材料运回厂里。

紧接着，他们又接到了加工钢件的任务，可是这个钢件需要热处理，而厂子只有一个小钢炉。

“我是党员！”柳玉璞再一次站了出来，“党员就要有担当！有困难党员先上！”柳玉璞几乎走遍了沈阳的大小工厂，终于在一个矿山机械厂找到了三个新的炼钢炉，上级交下来的任务顺利完成了。

1973年，柳玉璞在中捷友谊厂光荣退休。而从1948年沈阳解放到现在，他的精湛技术和工匠精神已经传承了将近三十代。老人说，他最希望的是，扎实肯干、以厂为家、为国奉献的精神能够一代代传下去。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