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风正起，四川某中学教员丁乃钧看到《人民日报》主办的《市场报》上刊登了不少商品信息，于是就写了一则征婚启事，连同解释自己至今独身原因的信件，一起寄给了报社。

这一年，杨汝珍24岁，她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第一次就成了，两位新人半年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而直到1981年，丁乃钧的征婚启事才出现在报纸上，也是媒体上的第一则征婚启事。征婚渐渐成为国人体验“自由恋爱”的新尝试，但“介绍对象”仍是当时年轻人择偶的最普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一直延续下来。

杨汝珍在40多年间，促成了67对新人。即便是年轻人择偶方式日渐多元化，近一年还促成了两对，她说自己的目标是100对。她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做父母的，还是喜欢“相亲”这种古老的方式。

01

从户口到房子

现今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拥有各城市的户口基本没什么门槛了，但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户口是相亲时的一道天然壁垒。

杨汝珍第一次当“红娘”，是给父亲好友的女儿介绍对象。“她跟着父亲去了新民，当时就是不想留在农村。”杨汝珍说，“她也没想嫁给有户口的沈阳人，就是想找个离沈阳近点的就行。”在杨汝珍的多方张罗下，终于给她介绍了在五三农场种菜的小伙。

两人相处半年就结婚了，杨汝珍笑得很开心，“结婚不久，农场就动迁了，两人不仅分了房子，安排上了工作，也有了沈阳的户口。”

第二次介绍对象，也是家在农村的女孩，“她家在新民，我给她介绍的是苏家屯的，小伙是跟着父亲下的乡，属于知识分子家庭。”杨汝珍又笑了，“后来小伙跟着父亲回城，工作可好了。”

但是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只是例外，“那时候户口太重要了，基本上没有城市找农村的。”杨汝珍说，“就像现在介绍对象，男方有房是一道门槛。”

七八十年代，房子问题其实也是问题，但大家的着眼点是“小家”，说是婚后有没有能容纳二人的“小窝”。“那时候，三代人挤在二十几平的房子里太正常了。哪像现在，六七十平的房子当婚房还有很多人嫌小。”

从杨汝珍介绍的相亲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而婚恋观的变化，体现的是社会生活的变化。

02

从铁饭碗到好工作

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对物质生活逐渐有了更多的追求。结婚时从七十年代流行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录音机开始过渡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

为了满足物质生活就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于是相亲对象做什么工作成了十分重要的事，这就有了铁饭碗之说。

当过小学大队辅导员和幼儿园园长的杨汝珍身边女同事很多，于是她就和一位在部队的姐妹儿联起手来，为军人和地方姑娘牵红线，“成了差不多二十多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要求以稳定、长久为主，因此人品善良、可靠、正派的择偶条件占据主流，“作风正派”和“心地善良”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女方对男方更看重的是“事业心”和“上进心”。如果“爱好文学”则是一个加分项。

“那个年代，相亲成了，结婚很快，基本上也就半年时间。”杨汝珍说，“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相亲的，很多人可能只见过十几次甚至几次面就领证了。”

当电视需要彩色的，冰箱需要双门的时候，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了一批“万元户”。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浪潮的到来，收入多少也成为择偶的重要因素，商人、企业家和外企员工因此成了婚恋市场的“香饽饽”。

“到了八十年代末，人们对学历开始重视起来，要是大学毕业生的话，就很吃香的。”杨汝珍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学生了，好的单位工作很加分。以前的铁饭碗之说，现在变成了最好找个公务员，军人和医生等也是热门职业对象。”

03

用手机不见面也能相亲

杨汝珍把介绍对象称为“爱好”，为了这个爱好她可是投入了很大心血。她攒了几个厚厚的大本子，上边记录都是男孩女孩的个人资料。从出生年月日，到身高、体重，包括毕业学校、工作单位。就连父母在什么单位上班、退没退休都记得清清楚楚。“介绍对象是一手托两家，必须对双方负责。”

并且还在本上写了性格特点，“我会针对他们的方方面面衡量该介绍什么样的对象。比如男孩的自身条件就要比女孩高一些。”因为细致而周到，所以一直亲力亲为的杨汝珍介绍对象的成功率很高，“介绍二百多次吧，接近三成结婚了。于是就有婚姻介绍所想聘请我，我说你们找错人了，我是义务为大家服务。”

以前介绍人相亲，都是杨汝珍领着双方见面，“整个沈阳都跑遍了。”后来又安排人家在自己家相亲，“有时候我下班回家，我爱人正在做饭，我就说别做了，人家来相亲了。”一般是等双方坐下，然后杨汝珍来点开场白，简单介绍一下双方的情况后，就拽着爱人出门去了，“大冬天的也得去外面冻着，因为要留给他们单独聊天的空间。”然后她就会悄悄问女方，觉得可以不，如果双方处下去了，杨汝珍还会时不时打电话问问进展如何。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人比可是大方多了。”去年杨汝珍安排了一次家长在场的相亲，“我还想说点啥暖暖场呢，结果人家俩人聊得可热闹了。”最后三个老阿姨悄悄地离开了。

不过最近这几年，杨汝珍有点小郁闷，“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老一辈出面，而且他们也基本不见面，就是要个电话，然后直接加个微信什么的聊。”

“以前相亲，就算看照片都是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照片，啥也看不清，现在直接发自拍了，就是不知道美颜过没有。”

现代通信技术的发达，让人与人的交流更简便，空间距离变得更短，但杨汝珍觉得这并没有让婚姻变得更容易，“你说这人面都不见，也太不真诚了吧。然后就说没感觉，你跟个手机聊天能有什么感觉。”

04

两代人的婚恋

千禧年之后，人们的择偶标准更加多元。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

而在所谓的“快餐时代”，“闪婚”也多了起来。但，要说“闪”，杨汝珍和爱人封殿庆从相亲到结婚绝对够快。

“我们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了。”杨汝珍说，“当时他在部队，因为工作原因，部队领导就来找我了，问我都处两个月了，能和我爱人结婚不。”她哈哈笑起来，“我心想，这是干嘛啊，见面才几次啊。”不过，杨汝珍确实也是对爱人没什么不满意的，于是就同意结婚了。

“我当时一心想找个高个的。”杨汝珍说自己对外形还是很有要求的，“不过你要是真心想和他处，见一次面就觉得他好像高了一点似的。”

她毫不避讳地说，“我以前忙工作，二十来岁开始就总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都把人家介绍的又介绍给别人了，就是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结果，一晃就三十了。家里人就说，你再不着急，过两年就得给你介绍二婚的了。我一想，那就他吧，条件已经最好了。”

其实两人在一起，就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吧，说起爱人，杨汝珍满眼都是笑意，表扬的话说了一大堆。

“现在三十岁不结婚也没什么，着急也都是父母着急。”杨汝珍说婚恋焦虑很多都是父母造成的，“做老人的也得适当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尊重年轻人的自我选择。”

虽然给促成了那么多对，杨汝珍的女儿却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从女儿上大学开始就给她介绍各种公务员，可是她一个都没看上。”女婿是位企业家，“我还是老思想，因为觉得做企业风险大。”

当然，做父母的多数是拗不过孩子的，杨汝珍终于同意见见未来女婿了，“我女婿又帅又高大，我一眼就相中了！”人品如何她自然早就了解清楚了，现在杨汝珍已经有了两个聪明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外孙女。

杨汝珍在聊相亲的故事时，说的最多的词不是职业、房子等，而是长相，她虽然没听过“颜值即正义”，却也点头笑了，“谁要是说自己不在乎长相，可不能信。都知道给人的第一印象太重要了。”

女儿结婚时，最让杨汝珍意外的是，四十多年来她促成的那些对夫妻，只要知道消息的全来了，“来了四十多对，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句话：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就觉得我一定要把红娘继续当下去。”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