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这是我自己闹的笑话：在旧金山，有一次，和40多年前乡村学校的同事及学生茶聚，地点在金山湾东部的屋仑市。我驾车，在旧金山先接上两位女士——李老师和当过我的学生的阿莲。她们坐后排，我太太坐副驾驶室。到了茶楼，不少师生已到了，稍事寒暄，众人坐定，吃点心，说往事，乐也融融。我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老太太不知哪来的。都是数十年前朝夕相处的人，哪有不认识之理？可是，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我问坐在我右侧的学生，他摇头说不认识。于是，我断定她是屋仑市的人带来的新朋友。不久，席间有人叫她“李老师”，我才恍然大悟：她就是刚才坐我的车，一路和我说说笑笑的旧日同事。为什么认不出来？和她虽住在同一城市，但近20年没见面。而况我以“眼拙”著名，常认错人。不过，主要还是李老师上车后，我只管看路，没有扭过头或从后视镜去看她一眼。

长久的固定位置造成了认知的偏差和局限，所在多有。王鼎钧先生的《国王是人生的一个角度》一文，写到一个人，在御花园拦路下跪，自称受人陷害，求万岁爷救命。国王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二十年来，小人一直给万岁爷赶车。”国王命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脸，却说：“从没见过你。”侍卫呵斥他，命他滚蛋。他慌忙离开。国王注视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命令：“回来！”国王对左右说：“他的确是我的车夫，我看到他的背才想起来。”

近几年来，手机普遍地设置了照相功能，使得从前只会用“傻瓜”照相机的人都成为摄影家。这一人人赞美的新玩意，却遭到英国女王的埋怨——她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无法看到一张完整的脸孔，所有人都以手机对着她，一个劲儿地“咔嚓”。

视角的固化，不但使人只能吸纳单方面的影像、信息，习惯成自然之后，还会让人只看到愿意看的。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三个年轻的偷渡客，经九死一生的攀山和泅游，终于越过边境，其时天已大亮。他们误打误撞，走进一小镇最热闹的集市。他们的衣服鞋子都没来得及换，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当地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好在没人举报。他们急于开溜之际，迎面走来一个当值的巡警。他们暗说这下完了！闪到一边，等候巡警拿出手铐。不料巡警径直往前走，理也不理他们。他们脱险后，怎么也想不通，只好把功劳归于老天爷。三十年过去，三个难友结伴回到老地方，欲解开“巡警为何视而不见”的哑谜。终于发现，他们三人当时所在的位置，背后是一家茶楼。巡警也许没吃早餐，也许有人在等候他，急于赴约，眼里只有茶水的热气和馋人的肠粉、虾饺。

明了这一种人性的天然局限至关紧要，换位思考由此而来。它让人明白，可怜人有可恨处，可恨之人有值得同情处。而文学，就是要进入既不可怜也不可恨之人（多指陌生人）的私密天地，向人间打开一扇扇心灵之门。

尽可能多并深入地变换视角、视界，从而开拓同情心与同理心，自然是好事。但“善体人意”者有软肋。巴尔扎克名著的主人公——吝啬鬼葛朗台，他有一特长，和商业对手谈判必操胜券。其秘诀是这样的：与人过招时说话结结巴巴，没一句话说得完整，期期艾艾，憋出大汗，人家急于明白他说什么，便全力替他设想，猜他的意思，无意中被他牵着鼻子走，失去立场，进入彀中。由此可见，被葛朗台带进沟里的这些人，可以是出色的救援人员或心理辅导员，但不宜当谈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