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

马尔康的秋天是植物撒欢的季节，人们在这个季节变得明亮，或许是因为阳光，或许是无数原始神灵，走近马尔康，需要有身体之外的东西，比如对文学的崇敬。

因为，马尔康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作者阿来的故乡。

阿来说：“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这里生活、成长，直到36岁时，方才离开。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我的情感就蕴藏在全部的叙述中间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

在这个流年似水的世界上，故乡是一个最具生活实感和象征意味的词，是成长中温饱袅袅的炊烟，是遥望下抚慰至性的满天秋风，同时也是一座巨大的故事粮仓。生命本质意义上是一个流浪到皈依的过程，当一个人在流雨飞风的世界走远，世间精彩都需要亮相，不然，从种子出发，再回到种子本身，一个在旷野上独立向远、清楚地迷茫、却不屈不挠的人，谁知道那是游子与故乡独知独享的绚烂？

我站在梭磨（藏语含义为“岗哨多”）河东岸，身后是高高在上的直波古城，与直波古城相对应的是藏地最高的八角碉，陪伴在我身边的是马尔康羌族女子杨素筠，她给我讲梭磨河带走了最后一位女土司。

高处，稀疏的林木和脱落为凄凉的土司官寨，像一个传说，那些至今存活在人们心里的故事，像她的讲述，偶尔的停顿包含了对悲剧的认同。

时间带走和带不走的，存活于世的人，那是一些无以历数的令人痛楚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印记，生命因此众多，岁月却是如此脆弱和无情。

阅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大约是在1989年春天，我当时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忘记了是哪位同学拿着这本书在课堂上炫耀，当我们相伴从新华书店各自买下、兴冲冲回到地下室宿舍借着灰暗的灯光阅读时，读进去，也许是对一本书最高的奖赏。那是一个我陌生的世界，遥远而神秘，什么样的语言，必须匹配什么环境，他的语言、叙述、奇异的故事，如同经过了上苍的手那样，凝合为一，只有那样的地方才能栽种出这样的理想根芽。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马尔康最早为一寺庙，在寺庙前宽广平坦的白杨成林的河滩上，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市场。商人们来自嘉绒各个土司的领地，还有很多商人是来自四川和甘肃的，夏天各路商人络绎不绝，人们把这个繁荣一时的季节性街市叫作“马尔康”。

马尔康过去属于嘉绒十八土司的梭磨土司、卓克基土司、松岗土司、党坝土司辖地。嘉绒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服饰和风俗，在解放初期进行的民族识别中，确认嘉绒是由古藏人而来，属于藏民族的一个分支，并由此归入藏族。马尔康是土司政权最后的遗留地区之一，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将原嘉绒十八土司中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4个土司属地归并四土地区，纳入政府管理，并重新取名为“马尔康”。

马尔康的藏语含义为“火苗旺盛的地方”。再过几日，马尔康的红叶红了，漫山遍野火苗一样灿烂。

杨素筠带我们去茶堡山里看名叫“克萨”的碉房。马尔康茶堡河流域的山谷，保留着上百座藏式邛笼石碉房。暗古色的面容，跟涌起皱褶的土地一样。有多少故事在里面就有多少理由在里面，如果今天已经成为过去，我庆幸杨素筠带我们去了一个好去处。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垒石为屋，高十余丈，为邛笼”，这些碉房带着明显的象雄文化烙印。站在碉房最高处，这里是主人与上天与辽阔久远的历史交换话语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驿站。碉房把一代又一代人送往远方，碉房里故去的人，曾经踩踏到屋顶，双手合十。煨桑的青烟，小巧的借助风力自行转动的转经筒，晴空万里，那样的风和阳光和幸福，因为渗透了藏族人的劳苦功高，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漫到我的头顶。

这样的地方不出一部《尘埃落定》真是没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