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看唐宋八大家，再看他们的墨迹，不仅仅是纸上写的几行字，它背后还有历史的风云变幻。我们参观、感受到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遐想和思考。”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卢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冰天诗社副社长，已出版的作品有《卢林书法精选》《二十一世纪中国书法家卢林》，编著《北魏墓志珍稀拓片系列丛帖》（全十册）、《旧拓足本急就章》《纪念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作品集》，个人诗词选集《澹园吟草》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卢林说：“关于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唐宋八大家的书法作品和这次展览的关系；第二，以唐宋八大家中苏轼的书法为例，聊聊‘八大家’的书法观以及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第三，说说书法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位置。”

我们以前看书法展览，尤其在辽宁省博物馆这样比较庄重的文化胜地，都是以书法为主题，但这次唐宋八大家展览当中的书法，是为了配合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和历史成就而起到的一个辅助作用。

举个例子说，辽宁省博物馆有一幅珍贵作品《孝女曹娥诔辞》，这是东晋人的小楷墨迹，非常珍贵。但是，这个墨迹在这次展览当中出现，只是为了辅助展览。因为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却找不到韩愈的墨迹，唯有在《孝女曹娥诔辞》上端，有一段韩愈的亲笔题辞墨迹。

再比如，这个展览当中有个《圣教序》拓本。《圣教序》中的内容是以骈体文形式表现，说明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反对当时写的骈体文。因为骈体文在他们眼中已经失去了表情达意的实质，只注重辞藻华丽，讲究“四六句”，讲究“对仗”，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在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中号召当时文人直抒胸臆、针砭时弊。还有欧阳修的作品《秋声赋》（赵孟頫书），都是为了辅助展览的主题而出现的。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在唐宋八大家的书法中，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当属苏东坡的作品。柳宗元的墨迹亦比较少见，至今流传下来仅能见到的是石刻拓片。

苏东坡位列苏黄米蔡之首，他的书法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从他自己的三句诗来理解他的书法。他说，“我书臆造本无法”。他说的这种无法是具有禅宗意义的“无法”。这种“法”是“法非法，非非法，法非非法”，是已经完全融化进他的书写状态当中的“法”了。从展出的《中山松醪赋》和《洞庭春色赋》中能略窥大意。

这也给我们当今学习和研究书法的人一个启示——在掌握了书法的基本技巧之后，完全寄情于诗文的内容，而诗文内容感染人的力量，远远大于笔墨技巧感染人的力量，在笔墨技巧当中形成一个自然流露的状态。

苏东坡又说过，“书无意于佳乃佳”。书写的时候直抒胸臆，技巧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一任自然，天真烂漫。比如说他写《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由苏东坡撰诗并书。说的是寒食节那天不许生火了，而他又被流放到黄州。南方潮湿阴冷，他书写这首诗时那种惆怅孤独的心情和境况可想而知，完全是寄情于诗的意义和当时的感受。《寒食帖》可谓绝唱，在苏轼所有的墨迹中堪称一流。大家可以从苏轼的字里行间和墨宝中体会其中含义。有人分析苏东坡的字比较圆润，不拘泥于一些笔法技巧，认为其“执笔无定法”，倒有点像今人拿铅笔写字的状态。

“古人的确把书法作为‘文人末事’，不会把书法视作一个很大的追求。于古代文人而言，成大器者首先是经国治世，其次是道德文章，而笔墨则为记事尔。但正所谓‘小物通大道’，书法就像心电图一样。从这些珍贵的墨迹中，可见其忠肝烈胆之人品，可赏其昭灼日月之才华。望洋兴叹，高山仰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唐宋八大家展览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展品，叫元祐党籍碑，它是一个小拓片，这个拓片不大。在当时，元祐党籍碑不仅仅是一块，各地都有。

那么这个元祐党籍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北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专权，把自己的政敌和一些反对派，包括苏轼、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祐奸党”，将其姓名刻在石碑上，以示这些人不得朝廷重用。为了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他命人广泛刻碑，相当于现在的“黑名单”。后来宋徽宗感觉不妥，下令把这些元祐党籍碑都给凿掉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在元祐党籍碑上有名字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反而要重新刻碑，以证明家里长辈被蔡京排挤过，这是一种荣光。

据说，当时元祐党籍碑提到一个地方，就是桂林的“桂海碑林”。其实“桂海碑林”是一面山体，这面山体上刻的全是字，其中有一块就是元祐党籍碑的一块。起初山体被寺庙遮挡，未露真颜，后来因为失火，寺庙被烧毁，才露出了山体上刻字的本来面目。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