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明

所谓乡愁，应该是以童年的记忆为主吧，而记忆的组成一定有野趣、苦涩和艰辛，也一定有快乐！

我出生在乌兰察布草原一个半农半牧的家庭里。荒漠半荒漠的草原禀赋，决定了所有植物动物和所有生命的生长方式及姿态。当它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和改变时，它们必须用所有的精力来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努力不要被淘汰。

上高中前，也就十五六岁时，我在缓慢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渐渐学会了做农牧民要做的大多数活儿。比如放马放牛，放猪放羊；扶犁耕地，种地收割，骑马驾车；我甚至学会了杀猪宰羊，剥皮剔骨，刮肠子倒肚子。那时还没有拿到初中的文凭。

大约是十一岁时的一个暑假，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姓郝的皮匠手里，希望我能学点儿手艺。在这个偏僻如隐居、封闭如隔世的贫穷地方，也曾读了一点儿书、识得几个字的父亲虽然很重视孩子们的读书，但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万一读书不成，好有个谋生的“伎俩”。我大概只待了三天，有一天中午，趁人不备，偷偷用刀在自己的手上划了一个小口子，然后就哭着逃了出来。

每年暑期，正是塞北作物收割的季节，拔麦子、割莜麦、挖土豆都是苦力活儿中的苦力活儿，这时也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为了逃脱这些苦力活儿，同时为了过骑马的瘾、好玩的瘾，我和另一个同伴就去说服生产队长，把放马放牛的活儿给我们，让原来的牛倌马倌去地里干更苦的活儿。队长抠抠脑袋，可能觉得两个娃娃可以顶替两个大人巨划算，也就在疑虑中答应了。所以，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放马、放牛、放羊的童年生活。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仅限于暑期。当时的生产队大概只有四五十匹牛马、两百来只羊。

当年的放牛放马，也确实是生产队最俏最轻松的营生。

生产队的牛马，除了冬天之外，平时都圈在两个土坯围起的围墙里。有时候牛马是分开的，有时候又是混在一起的。每天早晨出群，中午回来饮水休息，下午两点多再出去，太阳落山后回来。

骑马对一个内蒙古草原的男人来讲，是必修的科目，我大概在八九岁就可以独自骑马了。我们小孩子骑马是从来不需要什么鞍、韂等装备的，即使有，大人们也不会让我们用，理由是为了安全（当然也有舍不得和怕弄坏的意思）。我们只须有个缰绳，就个高台一跃而上，信马由缰。尤其是几个小伙伴相约比赛，那真是策马扬鞭、四蹄生风、好不威武，真有草原英雄的感觉。因为人小分量轻，腿短夹不住，经常会从马背上摔下来，也因为没有鞍韂等羁绊，人会掉得利索，不会被马拖行而受伤。我是屡掉屡骑，骑到屁股出血，不能坐行，只能躺着。这对一个想学会骑马的人是必须的历练，否则是成不了骑手的。这也是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最大的快乐之一。

进入秋季，牛马的活儿逐渐多了起来。白天，耕地、拉脚、碾场持续进行，牛马吃草的时间基本被“工作”挤占，晚上赶着牛马吃夜草就成了必须。我十岁多一点儿就独自一人在夜间放过牧。有一次，把牛马赶到坡上后下起了雨，我就裹了雨毡在一个地垄里躲起来，没想到太困了，居然睡着了，天快亮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没有一匹牛马。可以想见我急成什么样子。好在先辈的智慧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我渡过难关，他们很早就发明了给爱偷跑的牛马戴上一个铃铛的土法。夜深人静，声音分外响亮。我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便循声找到了我的牛马。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牛马找回了，却吃了邻村的庄稼，第二天便有人找上门来。好在是乡里乡亲，赔个不是也就拉倒了。

在我所有放过的牲口里，猪是最容易放的。赶出村，圈到一个河湾里，最好是有水或潮湿的地方，它们就会拱出一片地，倒头大睡，从不乱跑乱闹。羊最不好放，它们一出群，就从不停歇，一边吃一边走，从早到晚。一个牧羊人一天至少要走上十几公里，没有一个好身板，几乎难以胜任。

我至今不喜欢野营和住帐篷，完全和我从小夜间放牛放马有关。前两年，夫人赶时髦，花了不菲的钱买了一些野外用的帐篷等，多次动员我去和朋友们野营，我愣是一次没去。夫人曾多次问我原委，我都顾左右而言他，从未回答过。有一次，她提醒“威胁”我说，我不去朋友们就有意见了，我才向她坦白：我从小夜间放牛放马，八九岁就裹个雨毡在山坡上、树林里过夜，遇到过蛇，遇到过狐狸，遇到过刺猬，遇到最多的是我十分讨厌的老鼠，担惊受怕的阴影至今折磨着我。我之所以要发奋考大学，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不再野外过夜，如今好不容易熬出了头，还让我花钱去受“二茬罪”，坚决不干。

妻子听后大笑。

是的，生活已经告诉我们，有人终其一生努力挣脱的事，有人会花大量的钱财和精力去追逐。同一件事，对有的人是无奈，而对有的人则是浪漫。

我受到的最深刻的童年教育就是充满野趣、充满艰辛、充满苦涩的生活。当然也有快乐。这快乐同样来自为了生存的拼搏和挣扎，来自童年的野趣。如果把这快乐比作荒漠草原上稀少而珍贵的雨水，那么童年的艰辛、苦涩就是撒向植物的有机肥，尽管味道不佳，但对植物的茁壮生长大有益处。

童年的野趣留乡愁。留住乡愁，就留住了一份珍贵的记忆，而珍贵的记忆会不知不觉地发酵成一缕光芒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