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峰

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荆湘以及吴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边疆文化圈”。

初盛唐诗歌的演进，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地域因素排在首位，尤其“异域”（即边疆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

初唐诗坛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带，以奉和、应制、酬唱、赠答等诗歌为主，较南朝文学发展变化不大。“异域”进入初唐诗坛，诗歌在悄然发生变化。唐代典型的“异域”，一是西域，一是岭南，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

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宫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题材狭窄，视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是从题材角度对唐诗进行的整体评价，但若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看，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迁谪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贬谪岭南的诗歌。

可以说，严羽所说的唐人好诗，皆与西域与岭南关系紧密，这两个地域的诗歌在初盛唐诗坛振聋发聩，使诗歌境界大开。如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马蹄经月窟，剑术指楼兰，地出北庭尽，城临西海寒。”皆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与盛唐精神一致。同时也凝结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天山便是其中之一。如王维：“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岑参：“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这些诗歌中的天山衬托出了一种疆域辽阔、雄壮苍茫的意境。

与西域相比，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因为是贬谪，“荒蛮”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情感真挚而深沉。初唐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这些诗歌情景交融，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其一：“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不再是无病呻吟，而是句句落到实处，掷地有声。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情感绝望，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初唐以后贬谪岭南的文人大量增加，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牛僧孺、李德裕、李绅等，而且多数文人都有大量诗作传世，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