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里，苏轼大概是人生境遇最为坎坷的。柳宗元虽然被贬，但是只是在永州和柳州两地。他可好，半生都在被贬的路上，一直被撵到了海南岛。

他得罪谁了呢？当时朝堂上只有事关变法的新党和旧党在捉对厮杀，结果两边都瞅他气不打一处来，旧党好歹还念旧，新党却差一点弄死他。

苏轼大概很羡慕老师欧阳修的年代，斗是斗，可是没有赶尽杀绝这么狠的，欧阳修被撵出去两次也都回来了。毕竟那时候的党争，还没有明晃晃摆到桌面上来，所以也都不敢太过分。

不过，把党争的事赤裸裸摆到皇帝面前的，就是欧阳修，他上书为范仲淹打抱不平，说结党怎么了？我们是君子之党。

当时包拯还在位，他对欧阳修的说法也很赞同，相当于给他点了个赞。因为皇帝曾经说，包拯搞小圈子的事，朕早知道了。包拯自然同意要区别小人和君子。

欧阳修说：小人哪有朋友

欧阳修一开始真就是玩玩小圈子。文人嘛，闲暇时就喜欢喝喝酒互相唱和一下，顺便来个思春悲秋什么的。但是三五好友相约娱乐一下倒也无所谓，可是人多了问题就来了，几十人呼啦啦地那叫聚众。

而且，文人讲究个志同道合，你们是什么志、什么道？外人不知道，就很容易被上纲上线。

宋朝对私自结交的小圈子的称呼是“朋党”。朋党这个词，原本就是贬义的，荀子进一步解释了孔子的“君子群而不党”，曰：“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即便欧阳修是吃喝玩乐圈，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宋仁宗登基时还是个孩子，太后刘娥摄政，此时吕夷简独掌大权，很多官员都是走他的门子上来的，于是范仲淹作为台谏官就向吕夷简发起了攻击，吕夷简就以“越职言事结党害政”的罪名打击范仲淹，将其贬出了朝廷。

宋朝的朋党之争就此拉开序幕，史称“景祐党争”。这一下，朋党这个词在大宋流行到南宋灭亡。而且想要打击对手，说他们私结“朋党”就是杀手锏。

欧阳修作为台谏官之一，自是被认为是范仲淹一党。对此，欧阳修做了《朋党论》一文，他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于是，大宋朝的朋党就出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之分。

包拯说：别在乎什么朋党

十多年后，包拯掌控了台谏。宋朝实施台谏合一的监察制度。台谏主要是为了限制相权，所以台谏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不用听谁的命令。官位虽然不大，但是管的都是大事，比如批评施政不足之处，弹劾不称职官员等等，可以对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的朝臣乃至皇帝放炮。

当时文彦博是第一次当宰相，有很多朝臣攻击文彦博，可是本该炮声隆隆的包拯却没什么动作。于是就被一位台谏官唐介给告了。

宋仁宗认为这不是捕风捉影，说“介（唐介）言奎（吴奎）、拯（包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也就是认为包拯是和文彦博搞小圈子。而根据宋朝的制度，是禁止台谏官员和宰相们往来的。

于是包拯就上书给宋仁宗，辩解说，“勿以朋党为意，则君子、小人区以别矣。”

包拯和文彦博是不是朋党？包拯不承认，但是两人关系确实是太密切了。

文彦博比包拯小了7岁，而且文彦博老家是山西，包拯是安徽人，看似没什么交结，但实际上，文家和包家属于通家之谊。文彦博的父亲和包拯的父亲同朝为官，私交甚好，并且包拯和文彦博又同年中了进士，“相友甚厚”。

等到后来都有了娃，两人直接成了儿女亲家。“而包氏、文氏，仕契再世矣。尝愿相与姻缔。”也就是包拯的次子包绶续娶了文彦博四女。

欧阳修劝包拯：要懂得避嫌

据学者杨国宜在《包拯集校注》中统计，《包拯集》187篇文章中有55篇明确批判了61名本朝人物。看起来是仇家满朝堂了。但入仕较晚的包拯却能够在26年里升迁25次。当然这和包拯的品格与能力以及宋仁宗的偏爱有关，不过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那就是包拯的朋友圈。

宋朝的小圈子很多，组成朋党的名目也很多，比如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比如政见相同的，还有一个特殊的圈子，就是“同年”。这个同年不是说年纪，而是指同一年考上进士，有点类似亲同学。

宋朝人就总结过，“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文彦博之后入相的是韩琦。他和包拯是同年，都是天圣五年（1027年）榜的进士。前面说了，文彦博也是同年。宋仁宗说文彦博朋党时提到的那位吴奎也是这几位的同年。

天圣五年榜的进士群体，在大宋朝中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包括两名宰相在内，一共出了七名执政。

正是在文彦博为宰相时，包拯在京师站稳了脚，当韩琦为宰相时，包拯则一路升为枢密副使，拥有了宰执的身份。可见，有同年帮衬，这官路会少了许多坎吧。

不过就在包拯一路高升时，却遭到了欧阳修的狙击。

包拯弹劾人的能力确实出众，宋朝掌管全国财务的“计相”为“三司使”。结果，连续两个三司使都被包拯弹劾罢官。于是宋仁宗就让包拯接这个位置。

这时候欧阳修就作文《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批判他，“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言下之意就是包拯为了这个位置才弹劾前任。

因为欧阳修说：“当避嫌疑者也。”于是包拯就躲在家里以图避开皇帝的任命。说句闲话。包拯弹劾掉的前任，和欧阳修一同编撰过《唐书》，算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朱熹想问苏轼：

你们到底争个啥

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被列入“欧门”。随着苏轼的成长，他的弟子也多起来，于是就有了“苏门”。

这虽然是一个文学与经学传承的小圈子，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后朝野震荡，党争你死我活起来，志同道合的“苏门”就被看成是志同道合的什么党了。

王安石、司马光这新旧两党魁首去世后，旧党主政，但是也分裂了。相继出现洛、蜀、朔三党。而这三党，实则没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之争。

蜀党其实是莫名其妙就起来的。当时苏轼和洛党的领袖程颐不对付，洒脱的苏轼自然看不惯程颐那种拘礼之人，于是嘴皮子一个顶十个的苏轼常常埋汰程颐。

程颐没说什么，但是他的弟子不干了。朱光庭从苏轼的文字里挑毛病，弹劾他不敬先帝，要求给苏轼治罪。

苏轼也没说什么，可是他的朋友不干了，说朱光庭“假借事权以报私隙……恐朋党之弊，自此起矣。”得，好不容易消停的党争又起来了。

双方呼朋唤友，在朝堂之上大肆互相攻击，苏轼的弟子们悉数卷入，尤以秦观和黄庭坚所受攻击最多，随后推波助澜互相攻击的人越来越多，遂乌合而成蜀、洛两党。这一次史称“洛蜀党争”，也就是从学术上的对立被引入了政治斗争因素。

对于这次党争，朱熹早就想问了，“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程颐）是争个什么？”

这场党争没有胜利者，双方干将都被逐出朝廷，苏轼更是再无归京之时。

苏轼说：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

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段前后，苏轼写了《续欧阳子(朋党论)》，他说，“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理由很简单，君子嘛，都太道德自律了。

所以欧阳修的《朋党论》是认为朋党是客观存在的，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党。而苏轼则认为应该禁绝一切朋党，因为“君莫危于国之有党”。

苏轼的这个《续朋党论》并不为天下人所熟知，一是文章本身因为是论事所以文采不够斐然，而更主要应该是他一下子连皇帝都影射进去了。他关于小人为何能得势的解释是这样的，

“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

而且事实上，欧阳修在年轻时候因为一腔热血而作的《朋党论》，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满，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给皇帝上了《论小人欲害忠贤必指为朋党》一篇长疏，说，朋党一说，不过是小人为了打击君子而采取的手段罢了。

只是，在皇帝心里，党争好啊。免得一家独大，这就叫驭下之术。宋神宗十分支持王安石吧，可是看看朝堂之上，一半是王安石新党的人，另一半就是旧党，也必须是旧党。神宗虽然会听王安石的话撵下去一些旧党分子，但随即又会任用一批新的旧党官员。

这是大宋皇家的不传之秘。被称为“异论相搅”。

就是皇帝蓄意让政见相左、各不相能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攻击、相互监视、相互牵制。

苏轼认为应该禁绝朋党，或许是因为无奈被卷入党争，再次被贬后终于看透了，所以留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