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上看，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这六位都因为大宋1057年这次科举而聚首京师，也是唯一的一次。

1057年 千年进士第一榜

自从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可以说唐宋之后的大部分名人，都是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身命运而留名史册。

一千二百多年间，包括辽金、乃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共进行八百多次科举考试，而最为星光璀璨的一届，就是在大宋仁宗朝，绝对称得上是千年进士第一榜。

从政治上看，这一届388名进士中出了九位宰相，大宋此后数十年的国运都被他们左右。从文教上看，宋朝经学四大流派中的三派创始人都参加了这次科举并榜上有名，更是影响了此后千年的儒家思想流变。

而从文学上看，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都因这次科举而聚首京师，也是唯一的一次。

大宋1057年，嘉佑二年科举，主考官欧阳修。应试士子曾巩、苏轼、苏辙。

苏洵这一年陪同两个儿子入京赶考。

王安石两年前因欧阳修举荐入京为官，官职是群牧判官（类似孙悟空的弼马温的工作）。1057年科举结束后，王安石才离京前往常州任上。这一次科举选拔的进士，很多都是他日后变法的重将。

欧阳修这位庆历新政失败后两次被贬的文坛盟主，一开始只是借着科举之机吹响了文风改革的号角，却为此后大宋朝全方位的变革招揽来了天下豪杰，储备了大量的青年才俊。《宋史》专门有传者就达24人之多。

不好好说话的一概落榜

宋仁宗朝中后期，多得名臣辅佐。文彦博、富弼、韩琦、包拯、司马光等都是一时名相名臣。大宋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朝堂之上，仁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对于人才的选用十分关注。

当时，大宋流行的是“太学体”，太学就是国家最高学府，也就是科举取士的预备队，更是治国人才的培养基地。

但是太学体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好好说话，比如“祖父”，就要说“吾父之父 ”。用这种“险怪之语” 的目的就是“好异以取高”“自异以惊世”。结果文章不仅艰涩难懂而且连骈文的美感都没有。早就有不少大臣上书皇帝要求改文风，摒弃既言之无物又空洞乏味的太学体。

嘉佑二年，宋仁宗钦点欧阳修为主考官。权同知贡举的梅尧臣、王珪、梅挚、韩绛、范镇也都是与欧阳修相和的文学名家。

就欧阳修不惧任何压力大刀阔斧改革文风的结果看，是得到宋仁宗事先首肯的。

欧阳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用太学体答卷子，那就一概不予取用。

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都是提倡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提倡言之有物的，正是因为欧阳修的科举文风改革，苏轼等人才脱颖而出。尤其是曾巩，欧阳修说他屡次科举落榜，不是他的文章不好，而是考官们的标准不行。

张耒说欧阳修于是时，“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之豪杰。”

辽宁大学教授毕宝魁说，“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曾布、王韶、梁焘、吕惠卿、章惇等人，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文学、思想、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物。”

唐宋八大家

宋朝六位都是南方人

放在整个大环境下看，欧阳修的文风改革，是宋朝自庆历新政以来各种思潮冲击下，社会生态逐渐改变的一部分。

就科举本身而言，宋代的科举已经从重视诗赋逐步变为重视对时事表达观点的策论。“太学体”明显是与时代脱节了。所以满朝文武才容得下欧阳修独断专行，因为太学的考生他几乎一个都没录取。

而就这次科举选取的人才看，寒门学子占了大多数。研究者称，“就有史料可查的269位进士出身看，父辈没有做官的寒门之人有236位。”

这一次的取士可以说真正的“英雄不问出处”。科举制度虽然往往与封建社会联系起来，但在当时，科举意味着一种公平。意味着寒门之子也有上升渠道可以改变自身命运。

当然，这种寒门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也是相对而言的，毕竟读书是很耗钱财的。比如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进京赶考，结果家里可谓家徒四壁，穷得叮咣三响了。

而且寒门能够大量进士及第，也与宋朝优待士大夫的政策有关。只要当了中高级官员，儿子不用再寒窗苦读，就能恩荫得官的，也就给寒门子弟留下了上升空间。

这一次的科举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进士及第的南方人要远超北方人（按照传统的秦岭淮河为分界线）。比如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算是北方人，柳宗元也是。而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是江西人，三苏则是四川人。可见，经济文化优势南移在宋朝已经很明显了。

没有欧阳修的乌龙

苏轼本该是状元？

苏辙为哥哥苏轼写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就是苏轼在科举考试时写了《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大为惊叹，就想把这篇文章录为第一。可是，因为卷子是糊名的，欧阳修觉得这文章像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苏轼就成了第二名。

都知道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所以很多文章都说苏轼因为欧阳修的误判错失了状元而为他叫屈。

其实，欧阳修这一关是礼部会试（省试），只有第一第二之说，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才有状元、榜眼的说法。通过殿试的才叫进士。

殿试结果，苏轼只是“嘉祐二年中进士乙科。”所以年仅二十岁的苏轼没成为状元，欧阳修不背这个锅。

殿试时，宋仁宗出的是《民监赋》、《弯刀诗》、《重异命论》三道题。

嘉佑二年的前三甲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三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记录：“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章衡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窦卞、第三人罗恺并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第四人郑雍、第五人朱初平并为两使幕职官，第六人以下……”

第六人以下的进士名字没有记载其中。当然，苏轼的文名也无须记载于此锦上添花。

建西湖苏堤是状元郎的提议

生于群星璀璨的盛世，是幸运也可能是无奈。

章衡这次科举是和叔叔章惇一起参加的，结果章惇不甘居于侄儿之下，竟然当了“复读生”。

那年，章衡32岁。

苏轼评价他说，“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不过章衡一直没能名扬天下，苏轼又说是因为“意者任重道远，必老而後大成欤。”

苏轼说的才，不是文才，应该是经世济民的才干。

西湖有苏堤，早在南宋苏堤春晓就是十景之一。而名为“苏”，就是提醒后人，这堤是苏轼带人修建的水利工程。

1090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比他大十二岁的章衡在边上的秀州（嘉兴加上海一部）当知州。

当时的西湖淤泥遍地都快干涸了，正是章衡提议让苏轼修筑堤坝，这才有了苏堤。

而这还不算完，苏轼算是赖上老哥哥了，他写信求助，说，我听从你的建议修了堤坝，现在已经出具规模了，你应该不吝惜继续帮助我吧。你那边不是罚没了很多船吗，都给我，多多益善。而且我这边还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卒，你也帮帮忙吧。

章衡虽在后世名声不响，但也是一位能臣，不仅能治理地方，而且还编撰史书，宋神宗成这书“可冠冕诸史”。

宋朝前期的殿试前三名升官都很快，有的不过十年就跻身宰相。到了章衡这时，环境变了。即便是状元，也得和别人一样熬资历，没了先前的光环加成。而他又赶上了这个名人辈出的时代，自然不能脱颖而出了。

这场科举给王安石

送来了变法干将

就在此次科举的第二年，出任常州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求全面改革。

嘉佑二年进士群中，后来任宰执的有九人，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

章惇确实是学霸，两年后卷土重来，成了甲科进士。

吕惠卿，苏轼的一生之敌，几次想弄死他。

王韶，儒生挂帅，成就熙河大捷，可以说是北宋一朝最大的一次对外军事作战的胜利。

此外还有同一年进士及第的邓绾、林希等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乃至核心人物。

当然，王安石变法失败是有着种种原因的，而当时支持他变法的人中，也有人品不好的。

不过，宋朝的士大夫整体上，于国确实是有责任感的。就如同为嘉佑二年进士的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