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今日再谈唐宋八大家，不仅是要从文学角度上去看，更要从传统文化的主线上来了解他们的重要性。”

辽宁大学教授毕宝魁介绍说，“唐宋八大家，都是在社会迎来大变革时，站在了时代高度，倡导复兴传统文化，坚持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韩愈复古 建立儒家统序

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迅速衰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下，曾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黯淡无光。

面对这种局面，韩愈认为天下人尤其是官僚文人士大夫，应该有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事事以真正的仁义为先。

毕宝魁教授表示：“韩愈所作《原道》，从尧舜禹到周公至孔孟，为儒家学说建立了一个统序，也就是梳理出了华夏传统文化的脉络。”

韩愈以继承、复兴儒学道统为己任，先是从改变文坛文风开始，反对脱离现实的六朝骈文，提倡古文运动，力图使文章以道贯之，恢复儒家传统。“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为什么韩愈提倡古文？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儒家经典，全是古文写的，想要懂得源头文字就要懂古文。”毕宝魁介绍说，“用古文写作是因为诗文要反映道，想要表达儒家思想，用古文最为贴切。” 韩愈一直坚持用古文写作，屡屡受到讥讽，他却不以为意，他曾说，你们越嘲笑我越坚持，要是赞美我，我就要谨慎了。因为赞美说明我的文章又有骈文了。

毕宝魁称，“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上的坚定战友，但是两人的政见是不同的。”

欲“兴尧舜孔子之道”的柳宗元积极投身反宦官专政、反藩镇割据的“永贞革新”，最后失败，被贬出京。

韩愈最开始虽然不支持“永贞革新”，但在后来他编撰《顺宗实录》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对柳宗元等的革新作为给予了认可。“正是因为有他的史料记载，后人才为柳宗元等说公道话。”

韩柳虽然一时改变了文坛风气，一扫奢靡浮华的文风，但是他们的弟子们和追随者，慢慢走偏了，文章越来越复古，越来越晦涩难懂，以至于骈文又重新流行起来。

毕宝魁简介

毕宝魁，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文史馆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韩愈研究会理事。

出版专著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唐诗三百首译注评》《宋词三百首译注评》《元曲三百首译注评》《古文观止译注评》《王维传》《李商隐传》《韩孟诗派研究》《王安石传》《细读论语》《细读孟子》《论语译注评》《孟子译注评》《中庸·大学译注评》等近50本。

欧阳修改文风 开引天下豪杰

大宋到了仁宗朝，虽在檀渊之盟之后与契丹有了数十年和平，但是西夏却又崛起，边患频频。而于内，官僚群体过于庞大，挤压了百姓的生存空间，民生困苦。

“论大道似韩愈”的欧阳修锐意改革、投身于“庆历新政”中，并因此二度被贬。

而后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毕宝魁介绍说，“文坛领袖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文章出类拔萃为当世最高。二是一定得有较高的官位。”

欧阳修再一次举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尤其是在知贡举的位置上，也就是负责科举之后，欧阳修对那些文章只知夸夸其谈的士子们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当时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中，应试举子们都喜欢险怪之语，号太学体。

“欧阳修就说了，科举考试的时候不要写那些华而不实、没有真实内容的文章。文章内容要表达儒家仁义忠恕的思想。”毕宝魁说，“欧阳修强调文以载道，文章要关怀现实、干预现实、表现现实。”

太学的举人们开始不以为然，没想到欧阳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也就是当年的学霸人物全都落第了。

落第举子们群情激奋的，在大街上把欧阳修给堵住了，甚至都要动手打他，最后是巡防的官兵给欧阳修解了围。

欧阳修这次科举取士实则对大宋文坛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是重开古文运动，而且“实持其权，以开引天下之豪杰”。这次中了进士的，唐宋八大家中就有苏轼和其弟苏辙以及曾巩。另外还有程颢、张载、曾布、王韶、梁焘、吕惠卿、章惇等人，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文学、思想、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物。

其谁与归？

王安石与欧阳修和苏轼

再加上苏洵和王安石，宋朝的六大家就聚齐了。虽然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和参与者，但是六人的政见也是不同的，不过，哪怕朝堂上斗得刀光剑影，私下仍是交情深厚，可谓真正的君子之交。

“王安石从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所以为后人所景仰。”毕宝魁说，“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千年来唯一的完人。”

欧阳修比王安石大了14岁，知道王安石是通过他的弟子曾巩带来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甚至要求与王安石见一面。

后来还屡次举荐王安石入朝为官，称其“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

王安石也几次写信给欧阳修，对他的厚爱表示谢意。

不过在王安石变法之时，两人在政见上终于产生了分歧。

欧阳修也不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内容，有史料可查的仅仅是青苗法，而且是因为地方官员把好经念歪了。但其反对的初衷亦在爱民、保民。

欧阳修辞世后，王安石立刻撰写了祭文，后人评此文为纪念欧阳修祭文中之最佳。王安石最后写道，“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欧阳修积极参与的“庆历新政”，其主持者范仲淹曾写道，吾谁与归！就是在寻求志同道合之士。

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也持反对态度，认为不能操之过急。王安石论变法，“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苏轼则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 事有渐则民不惊。”

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两人私下的交情。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入狱之后，远在地方的王安石立刻上书劝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后人评论说，这是北宋文人最光辉的一面——清正的操守。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却能赞赏你的人格。

而这种人格，正是儒家思想的闪光点，也正是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所追求的。毕宝魁表示，“倡导文学与儒学合一的古文运动，既是文学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仁义礼智信、忠孝礼义廉耻等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根。”

“强调重塑民族自信，其中就包括文化自信。辽宁省博物馆这次唐宋八大家的展览展示了华夏文化底蕴深厚，传递着浩然之气的正能量，能够鼓舞民族士气。”毕宝魁说，“文化的兼容并包固然重要，但前提是要守住我们的文化之根。”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