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华威

植物不会移动，这对繁育后代非常不利。因为如果种子成熟后直接掉在母株附近，萌发的幼苗需要和兄妹以及强势的母株竞争光、水及养分，同时还要面临熟悉此地的捕食者的伤害。离家出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开枝散叶——这是种子的宿命。

如何传播到远方呢？“等风来”显得过于被动，因为要取决于风的来临时间、方向和强度，事实上，由于重力束缚，自然界多数种子飞不远，作为典型的风传植物，蒲公英种子通常散落在离母株不足一米的范围。靠水力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水力传播只能偶见于水生植物（例如莲）以及生活在水源附近的物种（例如椰树）。

那么，最后一种方法让动物帮忙，不白帮——牺牲自己的果肉。植物用香甜的果实引诱动物吞下，种子则随粪便传播到他乡。可以说，果实就是种子为了传播而设置的诱饵（不是为人类准备的水果），目的是以“互惠互利”建立稳固的双边关系。

由于“互惠互利”，所以就不用奇怪为何如此普遍：热带雨林中80%至95%的植物物种依赖吃果实的脊椎动物（主要是鸟类和哺乳动物）来传播种子。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然界的种子大多外形“圆滑”而表面极硬——因为要避免在动物肠胃中被消化掉。

这种动植物间的“合作”典范，使我想起人与人之间“不合作”的反面典型——囚徒困境。这是现代数学的分支——“博弈论”里最常讨论的例子，说抓到两个嫌疑犯A和B，分别关押，知道二人有罪，但没证据，只能从审讯上突破。如果他们选择沉默（合作），则由于证据不足两人各坐一年牢；如果两人都招供（背叛），各获刑十年；如果一人招供、一人沉默，则招供者无罪释放，沉默者获刑十五年。简言之，合作可以双赢，但如果你“背叛”而对手傻兮兮地“合作”，你能获得更大收益，而对手就倒了血霉。

所以，结局必然是——二人都招供。为什么？先站在A的立场想，对方（B）只有两种选择——招供或沉默，无论哪种情况，A的最佳应对策略都是招供。反之，B也会如此推理。最终，A、B二人将被各判刑十年，而非共同沉默各获刑一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出现了矛盾——这便是称为“困境”的原因。

单次囚徒困境下，双方必然会“理性”选择背叛。但是，现实生活里大多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和同事、邻居、对手明天还会相遇，也就是说，博弈不只一次，为未来考虑，双方会“合作”吗？遗憾的是，如果未来的博弈次数明确，双方也会背叛到底。假设双方会博弈十次，那第十次就没了约束，会退化成上述的单次“囚徒困境”；既然第十次成定局，那么第九次也随之退化成单次“囚徒困境”；依次逆推，第一次便会彼此背叛。

这让我想起科幻巨著《三体》里讲的黑暗森林法则：在宇宙这座黑暗森林里行走，每个文明都如同带枪的猎人，当发现别的生命，唯一要做的就是——开枪消灭之。这种“有无危险先开一枪”的做法，和始终选择背叛的囚徒多么相像！

囚徒困境似一把利刃，刺破人性华丽的外衣，将人变成困兽。为了脱困，我们强调血缘，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人们强调契约——有人说结婚证亦是一纸契约——这未免有些悲观。血缘姻缘有限，于是强调同窗、同门、同乡、同姓，于是歃血为盟、金兰结义、纳投名状……

囚徒困境中，博弈次数明确意味着背叛，如果次数不定呢？

有意思的结果出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于上世纪70年代末深入研究了该问题，后来出版《合作的进化》一书，该书广为流传，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道金斯为书作序，盛赞其“值得替代圣经”。

阿克塞尔罗德当年邀请一流博弈论专家，针对囚徒困境的问题，每人提交一个策略，进行博弈竞赛。竞赛共举办两次，第一次共十五个策略参与竞赛，第二次有六十三个策略。这些策略被翻译成计算机语言互相博弈，每个策略轮流与其他策略（包括自身）重复博弈。

两次竞赛胜出的均是一个最简单——程序代码只有四行，真可谓大道至简——而且看起来最不聪明的策略：“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它第一步选择合作，然后重复对手上一步的行动。这个策略被研究者形容为“善良”（从不率先背叛）而“宽容”（对方上一步背叛，我报复；但下一步对方合作，我也捐弃前嫌选择合作）。

更神奇的是，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容易胜出的策略大多“善良”——从不率先背叛。例如，第一次竞赛中，十五个策略中八个属于“善良”策略，得分最高的前八名也是这八个“善良”策略。第二次竞赛中，前十五名中只有一个策略是“恶意”策略（率先背叛）。

“善良”战胜“邪恶”，好人终有好报，就像好莱坞电影。但是，别忘了“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背后支撑——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干脆果断。

而在这方面，不知博弈为何物的许多植物，一直都在这么做着。所以，也许互惠共赢是写进生物的原始基因里的；而我们人类要做的，就是将其挖掘出来，并将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