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付梓面世后，冯骥才说：“不是我去找文学，找人物、找故事，而是它们来找我，它们要出生，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本书的创作初衷究竟是什么？书名又是缘何而来的呢？

言及本书创作的起心动念，冯骥才告诉记者：“有很多人知道我是作家，也有人知道我在做文化遗产保护，却不知道我本身是画家。实际上，在1978年写作之前，我画了15年，专业画了15年。早期画画的时候是做古画临摹，所以我小说里写到了冯忠莲，写到了临摹的事情。”

“我做了15年的绘画以后，到了新时期的时候完全投入文学了，实际等于把另一支笔放下了。画家的思维是完全的一种形象思维，跟作家的思维还不一样。作家有形象思维，但是画家是纯形象思维。画家对生活的敏感，对事物关注的角度，他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有非常独特的能打动他的东西，有对于美的创作的欲望。”

“这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心里经常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用这样的一种眼光来看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比一般的作家更关注画坛，更专业地关注画坛。所以我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必须要去看的就是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也关注世界的绘画潮流，关注当代绘画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关注画家的命运，画家在不同时代里的命运。”

冯骥才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绘画最大的变化就是画家跟时代融在一起了，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画家跟那个时代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在那个时期，我也怀念我们七十年代那些‘草根’画家。那是精神至上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独特，他们所处环境里的文化是贫瘠的，但他们自己的精神是充满渴望的。所以我当时想写一本书，中篇，叫《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这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一个圆舞曲的名字。想写那么一个小说，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写。”

创作《艺术家们》这部小说的起心动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觉得作家的工作就是创造生命、创造人物。当他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打一个比方，也不见得正确的比方，我觉得他的精神就‘受孕’了。‘受孕’之后他自己并没有觉得，但是那个东西在成长。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写《神鞭》《三寸金莲》以后，我更关注文化小说。但是，同时代绘画的所有思考，画家的命运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受孕’的生命里来。我心里绝不是一部小说，是好些部小说，同时都在生长。”

“后来经过二三十年，特别是进入了本世纪以来，商品大潮席卷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商品消费的时代，画家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命运，我看的实在太多了。我这个‘受孕’的生命就慢慢成熟了。等到它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就撩拨了我写作的欲望。”

“以前只是没有时间写，因为我那时候在做文化遗产抢救。最近几年来，我好像岁数大了，上楼梯有点困难了。我年轻的时候是运动员，半月板打断过，我的半月板现在也是断的，所以我在书房的时间就多。在书房一坐，这小说它就找我来了。这就是初衷。”

我写的是一群艺术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精英文化，他们在那个时期默默无闻，到了八十年代之后，他们有的人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知名的艺术家。当然，我这里写的艺术家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有画家，也有音乐家，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一群年轻人。在天津这个城市里面，特别是老租界区的一个城区里生活的一群年轻人，我对他们非常熟悉。”

“这个书名也是写着写着冒出来的，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群艺术家。”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