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坝里的石与沙

辽沈晚报 2020年10月27日

□鲍坚

手里有一份父亲留下的档案,曾经让我琢磨了很久。

上面写着: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机枪连。我不知道机枪连是几连,但不会是九连,九连是邱少云所在的连队。另外听父亲说过,与邱少云是同一个营,他不说是同一个连,因此也可以肯定机枪连不是九连。他还说过,与黄继光同在一个军。

关于抗美援朝的经历,听父亲说的并不多。原因或许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邱少云、黄继光是多大的英雄啊,可父亲又不是这样的英雄。那么,我在同学、玩伴中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此,向他刨根问底的兴趣就不大了。第二个,我后来于仍属少小的年纪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之前主要精力也在学习上,没花太多心思去问他以前的事。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我大学未毕业,父亲就去世了。

虽然父亲没说太多,但我也听了一些,其中有些是母亲转述的。如,父亲坐了一夜闷罐车,然后就发现到朝鲜了,行军途中,经常是边走边打瞌睡。诸如此类,都是些小话题。那些能让彼时年少的我心驰神往、壮志凌云的火热场面,那些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生死炼狱,几乎没有听他提及。

到了后来,不需要他说,我也能知道那些场景。比如,上甘岭我军阵地,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承受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00多万发炮弹的轰炸、最先进战机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几百次的地面攻击,有的阵地随手抓起一把土就可以数出二三十片弹片,那是怎样的惨烈?如果再把视野放开些,还可以看到,靠我们贫弱的家底,把已经打到家门口的强敌打回到他们的出发点,为我们国家解除了潜在的巨大威胁,那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又岂是几个故事能描述得完整的?

在有这些理解之前,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躺在一个十分陈旧的牛皮箱子里的一些物件。最让人兴奋的是大盖帽,带着五星帽徽,可是我戴不上,因为它太大了。于是渐渐地就不兴奋了。与大盖帽一样感觉的还有皮带,也是同样的原因。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徽章,我偶尔只是把玩一下而已。有时问他:有伤疤吗?在哪里?怎么负的伤?问的时候、听到回答的时候,会兴奋一阵子;慢慢地,一切终又归于平常,包括他。

以前常听说无名英雄或无名烈士这个词,总以为说的是那些一生轰轰烈烈地建立功业却又不留名姓的少数人,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或是盛唐的诗人写的那样。

后来,我渐渐懂得了,所谓无名英雄、无名烈士,他们生不求国家给他们多大的奖赏,死不求自己被多少人牢记。当山洪海啸汹涌而来,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家园,惟有坚实的堤坝能阻挡它们。这些人,就是堤坝里的一袋沙、一块石头。即便记不住那每一袋沙、每一块石,我们必须记住那道堤坝,记住那一群人,这是我们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的。

在人人享受和平的时候,在人人思念自己先人的时候,这一群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付出、牺牲,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便不能时时记住,只是偶尔想起时,也当心念他们的恩德;甚至,即使有些人淡漠了感恩之心,至少也不要去亵渎他们的灵魂,这是不容逾越的底线。

有时,我会与晚辈或年轻的同事说这些事,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之类的话题。古往今来的很多人,或许都是无名的英雄。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即便在我们家里都显得很平凡。但是切莫忘记,所有有形的和更多是无形的护佑中华民族的堤坝,有他们在其中。

一个平凡的人让人怀念,那是因为他能感动人;一群平凡的人让人怀念,那就会形成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