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孙景悦

1947年参军。1948年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机要干部学校，学习电译党内机密文件。1950年10月，孙景悦加入后勤一分部机要科，担任译电组长，机要科主要负责与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后勤总部、东北军区后勤部及前线各军、所属兵站的密码电报的译发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今年90岁高龄的孙景悦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指挥部译电组组长。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对当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对当时异常艰苦的战斗生活，对最终取之不易的战争胜利，孙景悦始终难以忘怀，所有的经历、感受，都成为他一生的永恒记忆。

孙景悦1947年参军，在松江军区独立团当战士。1948年春，经层层审查、严格淘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机要干部学校，学习电译党内机密文件（即密电），外界称他们为“译电员”。孙景悦是第3期学员，在第二序列第八班任班长。1948年9月，孙景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旬，孙景悦和另两名老同志被调到新组建的志愿军后勤一分部，与其他人员转往通化待命。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部队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辑安开始渡江。在通化山区，刚从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毕业的八名同志、几名通信员与孙景悦等人，成立了后勤一分部机要科。科长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另一位老同志担任组织通讯员，负责接收和分送电报的秘书工作，孙景悦担任译电组长。随后，大家紧急更换了与朝鲜人民军相似的服装，配备了密码本，精减携带衣物，赴辑安准备渡江。

孙景悦和分部领导机关及电台人员，跟随第42军、38军，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渡过鸭绿江，第二天拂晓到达朝鲜江界。

孙景悦所在的机要科作为后勤指挥联络的中枢，要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与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后勤总部、东北军区后勤部及前线各军、所属兵站的密码电报的译发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密码文件的绝对安全，责任重大，机要科人员是重点保护对象。

“我们机要科是核心部门，保护在最安全处。在朝鲜，常常搬进朝鲜山洞、隧道中的最深处。朝鲜的矿洞进去有七、八十米深，山高、纵深长、山林隐蔽，敌机炸不到我们。”孙景悦回忆道。

在三登石门里矿洞工作的两个多月，是机要在洞里工作时间最长也是最困难的一段，从洞口到拐进深处有近百米，机要科在最里边用树干和雨布搭起工作场地，下有流水上有滴水，阴暗潮湿，工作吃饭睡觉都在里面，分不出白天黑夜，脸被烛烟熏黑了顾不上洗，身上长了虱子也顾不得痒，很少去洞口见见阳光、呼吸新空气。由山洞迁出转住民房后，则是白天进到山高林密沟深的隐蔽处，用树枝搭棚子，用炮弹箱当桌子工作，晚上回到屋里，则要把门窗挡严以防烛光外露。十多个人挤在一个铺炕上，轮换着工作和睡觉。

据孙景悦介绍，译电报要“先知先觉”，首长给译电员说“文字”，译电员译成密码，再由通讯科“不知不觉”地传给对方。密码本有一万个字，由从1到0的阿拉伯数字组成，译电不能错一字，差之分毫，即谬之千里。

那时电报发送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电台都是手摇马达发动，两个人摇，无电线，自带发电机，朝鲜地形山多岭多、敌情复杂，受功率、距离、地形和敌机干扰等影响，发出的电码常常不准，稍差一点，数字就有变化，反应到密码本上，字就不一样。

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从国内前来的参战部队逐渐增多，运输供应线不断延长，各方面来往的电报急剧增多。前线各军要求物资供给的急电以及关于粮食、弹药、被服等调拨催运令，分部关于各类物资的运送情况报告，以及对各兵站、汽车团、野战医院和工兵、防空兵、民工担架工作部署情况等大量往来电报，要求机要科随到随译，保证译发电文及时送出。孙景悦是译电高手，记得住几千个密码，不用翻译本，听发报密码声，就知道是什么字。

在前线战事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机要科人员几乎没有休息睡眠时间，特别是第四次战役期间，孙景悦经常守在译电桌旁，困急了，就躺下眯一觉，但一会儿就被扒拉醒，最紧张时，他曾六七天没合眼。

孙景悦翻译的“最后一份电文”，是中朝一方对侵略者的谈判电文。1952年初，他因疲劳过度病倒，被送到志愿军笏洞干休所医治。

“第五次战役期间，电报太多，周围十几个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后来累垮了，昏迷不醒，后在笏洞干休所治疗一个多月，诊断为肺结核，遂被送回北京治病。中央机要局安排我到北京同仁堂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确诊不是肺病，便出院回到东北，在辽东省委机要处工作数月。1952年冬，我被调到东北军区海防巡逻大队任机要组长，海防巡逻大队有二十多艘炮艇配有电台，机要组有八名译电员，轮流随艇出海，执行从大连长山岛至安东鸭绿江口各岛屿的海防巡逻任务。朝鲜战场停战后，1953年10月，我便回到了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孙景悦回忆道。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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