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

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在后辈的写作者眼里，可以是一只血脚印，也可以是一颗露珠。

我十七岁前的行迹，就在连绵的大兴安岭山脉。山脉像长长的看不见的线，日月之光是闪亮的针，把我结结实实缝在它的怀抱中。初春的风认识我，我总是小镇那个早早摘掉围脖和手套的女孩，所以我的手总是比别的孩子要皴。夏日的溪流认得我，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将它们晾晒在溪畔草丛，交由太阳这个大功率烘干机，奔向树林采摘野果。可恶的树枝总是挂破我的衣裳，所以我身上的补丁也比别的女孩多。秋天时凝结在水洼上的薄冰认得我，它们莹白的肌肤上有着妖娆的纹路，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镶嵌着花枝的铜镜，我爱穿着水靴，把它们一个个踩烂，听着冰的碎裂声，感觉自己在用脚放爆竹，十分畅快，完全不理会冰的疼痛。冬天生产队的牛马认得我，那时上学除了交学费，还得交粪肥，只要发现公家的牛马出来拉脚，我就提着粪筐尾随着。可有时你跟了半里地，它们一个粪球都不赏，我便赌气地团了雪球打牛马，这时总会遭到车老板的叱骂。所以开学之前，因为粪肥不够秤，我和邻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过马粪。

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在大自然的围场里，我是它的一个小小生物，与牛马猪羊、树木花鸟一样，感受这世界的风霜雨雪。无边无际的森林，炊烟袅袅的村落，繁花似锦的原野，纵横交织的溪流，是城市孩子在电影或画册中看到的情景，可它们却是我的日常生活图卷。

我对哈尔滨最早的认知，是从父亲的回忆中。童年的我懵懂无知，曾闹出不少笑话。比如看完京剧《沙家浜》，我认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着说话的。比如父亲提到城市的公园时，我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是男人才能进的园子。因为我们小镇的男人谈及女人生孩子，不说生男生女，而说生公生母，很自然地把人归于动物的行列。父亲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爷爷便把父亲从帽儿山，送到哈尔滨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园看门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据。父亲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寄宿，他常在酒醉时讲他去食堂买饭，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长没有给他续上伙食费，而被停伙的情景。贫穷和饥饿的滋味，被父亲过早地尝到了。父亲说他功课不错，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里没钱供他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独自报名来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爷爷的四弟得知这个消息时，父亲已在火车站了。父亲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辞世，近三十年没回过哈尔滨。而他留给我的哈尔滨故事，多半浸透着眼泪。

父亲去世后，1990年我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调转到哈尔滨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园，我都会忧伤满怀，想着这曾是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啊，谁能让他的脚印复活呢。

初来哈尔滨，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虽是它的居民，但更像个过客，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伪满洲国》，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我无法回避，所以开始读城史，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我作品中独立呈现过。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于是有了《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读者朋友知道，我的长篇小说节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实写完《群山之巅》，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就列入我的创作计划中。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完成《候鸟的勇敢》《炖马靴》等中短篇小说后，2019年4月，我开始了《烟火漫卷》的写作。上部与下部的标题，也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谁来署名的早晨》与《谁来落幕的夜晚》。写完上部第二章，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访欧，虽然旅途中没有续写，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着我漂洋过海，始终在脑海沉浮升腾，历经了另一番风雨的考验。

我们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访过的挪威，因为卑尔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当年归国后我还写了个短篇《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而此次到卑尔根，最令我吃惊的是，这座城市少有变化，几乎每个标志性建筑物和街道，还都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甚至是城中心广场的拼花地砖，一如从前。而在中国，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会荡然无存，它既说明了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说明我们缺乏城市灵魂。而有老灵魂的城市，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尔根海岸，我眼前浮现的是“榆樱院”的影子，这座小说中的院落，在现实的哈尔滨道外区不止一处，它们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历经百年，其貌苍苍，深藏在现代高楼下，看上去破败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们不像中央大街黄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被政府全力保护和利用起来。这种半土半洋的建筑，身处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发生地，与这个区的新闻电影院一样，是引车卖浆者的乐园，夜夜上演地方戏，演绎着平民的悲喜剧。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能看到它固守传统，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这种艺术的挣扎，是城市的挣扎，也是生之挣扎吧。

从卑尔根我看到了“榆樱院”这类建筑褶皱深处的光华，到了塞尔维亚，我则仿佛相遇了《烟火漫卷》中那些伤痛的人——伤痛又何时分过语言和肤色呢！在塞尔维亚的几日少见晴天，与塞尔维亚作家的两场交流活动，也就在阴雨中进行。其中几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肃然起敬。他们朴素得像农夫，好像每个人都刚参加完葬礼，脸上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伤。对，是哀伤不是忧伤。忧伤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哀伤则是夕阳西下后漫长的黑暗。他们对文学的虔敬，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得他们的发言惜字如金，但说出的每句话，又都带着可贵的文学温度，那是血泪。这是我参加的各类国际文学论坛中，唯一没有谁用调侃和玩世不恭语气说话、唯一没有笑声发出的座谈。窗里的座谈氛围与窗外的冷雨，形成一体。苦难和尊严，是文学的富矿和好品质，一点不假，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诞生在这片土地，不足为奇。塞尔维亚作家脑海中抹不去对战争废墟的记忆，而我们也抹不掉对这片土地一堆废墟的记忆。尽管穿城而过的多瑙河在雾雨中，不言不语地向前，但伤痛的记忆依然回流，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