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柯夫原名慕显德，今天了解其生平或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基本是75岁以上的老者了，即便知道，也多以“柯夫”称之，淡忘了他姓“慕”，更不知他是鲜卑慕容氏之后。生于山东蓬莱的慕柯夫是与冼星海、李劫夫同时代的人，都是搞文艺宣传的，他人生的成败悲欢，皆在先祖成名的辽宁。慕柯夫的代表作，如《堤》《双婚记》《银梭曲》，都是为辽宁量身定做的，他满含深情地书写“辽宁的故事”，讴歌“辽宁的劳动者”，连他临终完稿的散文集《我和茉莉花》写的都是“辽宁的茉莉花”……他有很深的“辽土情结”，在慕柯夫的鼎力支持下，鞍山作家陈屿完成了一生的封顶之作《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长篇小说拍成电视剧后，在上世纪80年代火爆大江南北，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17岁成为 中共蓬莱县委宣传部长

慕湘和他的弟弟慕柯夫，是中共蓬莱地区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相继参加了革命，就连其父母也在民族危亡之时，抛家弃舍，投奔了革命队伍。

当慕柯夫在蓬莱县师范读书的时候，正值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热血青年岂能坐视？在身为共产党员的哥哥慕湘的影响下，革命思想渐渐在少年慕柯夫的心头萌生了。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哥俩站在蓬莱阁上的一席话：“应该让这海浪好好冲击这万恶的旧社会，总有一天，要把它推翻，建立起一个红色的中华！”哥哥慕湘指着高高的丹崖说：“在前面看这山威武雄壮，可是后面却是悬崖峭壁，那就是海浪冲刷的力量。”

在慕湘的战友孙自平引导下，1936年，年仅15岁的慕柯夫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放弃了师范三年级的学业，放弃了将要到手的文凭，毅然地到农村去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农历除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集队员紧急集合，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开赴地势险要的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

1938年5月，由孙自平介绍，慕柯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中共蓬莱县委成立，慕柯夫被委任为县委宣传部长，那时，慕柯夫才17岁。

1939年，刚满18岁的慕柯夫代表蓬莱县委参加山东省工作报告团，由蓬莱向延安进发。路过太河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拦击，他们冲出重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鲁艺音乐系学习期间，欣逢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响应到工农兵去的号召，1944年秋天，慕柯夫来到陇东地区搜集民歌，陇东剧团的领导看好了这位年轻有为的青年音乐工作者，便挽留他在剧团从事音乐创作。从此，慕柯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开始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

深入生活辛勤采撷

文坛创作硕果累累

东北全境解放半年后，慕柯夫来到沈阳城，任东北文协文工团团委，从事专业创作。1949年秋，辽河发大水，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建议慕柯夫到灾区去，“沿着辽河走一走，看一看，写一个剧本。”慕柯夫欣然受命，领着创作组四位同志奔赴辽河。灾区一片惨象他的成名多幕话剧《堤》由此诞生。1950年夏天，东北文教队来了两位新队长，一位是代理队长慕柯夫；一位是副队长肖汀。刘芝明在全队会上宣布：立即投入《堤》的排练，由副队长肖汀担任导演。

《堤》的公演在沈阳市引起轰动，那精彩的语言、动人的情节使观众为之倾倒。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看后，说自己兴奋得一夜未眠；著名作家萧殷看后立即提笔为文，大加赞赏；周总理看后立即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予以鼓励。

1961年10月，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教队与鲁艺音工团合并组成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慕柯夫任创作室主任。创作室集中了一批青年作者：崔德志、孙芋、冷岩、潘芜、籍华、曹汀、陈屿等都在其中，这是一个很有创作潜力的创作集体。慕柯夫这时放下自己的创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作领导工作中去。创作室每个人的创作活动在他心里都有一本账，从深入生活到出成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写出初稿就组织讨论，有时他还把刘芝明部长、毛星、朱寨处长（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请来，院长塞克和安波更是经常参加。

慕柯夫还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文艺理论和世界名著，很快就把创作室变成了艺术殿堂。大家言必谈艺术，手不离书卷，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大家的作品令创作室成员爱不释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

在文艺理论学习中，慕柯夫提倡联系实际探讨问题。当时大家都被文艺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做法所困扰。运动一来，突击创作，从政治概念出发，图解政策条文；运动一过，作品即寿终……在大家都欲言又止之时，慕柯夫站出来，明确指出这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不打破这过时的积习，就不可能出好作品，剧院主管创作的院长安波深表赞同，到创作室投了赞成票。

创作室开始按创作规律组织创作了。第一步就是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自选生活基地，自选创作题材，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写什么，梦寐以求的创作自由实现了，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没有慕柯夫的领导，就没有这么好的局面。

路子对，成果出。孙芋的《妇女代表》打响了第一炮，获全国一等奖；第二炮是崔德志的《刘莲英》，也是全国一等奖（连续两次全国独幕话剧评奖都被创作室夺魁）……创作室的好作品不断出现，除了多幕话剧、独幕话剧之外，冷岩的琴书《大刚与小兰》唱遍了长城内外，灌了唱片。更大的成果还在后面，那就是慕柯夫的又一力作，多幕话剧《双婚记》（原名《瓦斯问题》）。

慕柯夫的多幕话剧

被拍成电影《换了人间》

1953年10月，东北人艺创作室转入东北作家协会，易名为剧作组，仍由慕柯夫领导。慕柯夫在参加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即安排剧作组全体人员到生活中去，他自己则选定了抚顺龙凤矿，大家定期回来汇报生活，研究问题，然后再下去。

慕柯夫在龙凤矿里很快便和矿工打成了一片，每当他在“老棚”里和矿工们围着小火炉，捏着烧酒壶，听着工人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蹦蹦戏”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发颤，怎么能把这些纯厚、憨直、乐观的矿工表现得像生活一样生动活泼、可亲可爱呢？一项治理井下超级瓦斯矿的科研工程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个矿在敌伪时期曾发生过多次瓦斯爆炸，吞噬了上千矿工的宝贵生命，造成了数不清的孤儿寡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换了人间，但瓦斯问题并未解决，仍然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矿工和家属们。所以治理方案一提出，立即牵动了全矿男女老少的心。

慕柯夫顺着这条线索深入下去，他从井上到井下跑遍了各个角落，在一次即将冒顶的危险时刻，他随着抢险的矿工扛着木料迎难而上；有一次采区发现自燃火，瞬间就会引发瓦斯爆炸，这位打过游击战的老战士不减当年的英雄本色，冲了上去！

后来，慕柯夫创作的以瓦斯问题为背景，以两代矿工不同命运为情节的多幕话剧《瓦斯问题》问世了，在矿山、在沈阳都引起强烈反响。在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中荣获了创作奖。名家汇集的北京人艺立即选中了这个剧目，院长曹禺亲自帮助慕柯夫修改，并改名为《双婚记》。人艺的演出更增加了戏剧的艺术魅力，长春电影制片厂组成拍摄组，将其拍成电影，改名为《换了人间》，由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郭艺文、白德彰主演。

1956年，慕柯夫被一个“茶花女”式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吸引了，他要写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妇女的善良人性，他把故事讲给曹禺先生听，曹禺兴奋地鼓励他写，提纲写出来了，《麒麟锁》的戏名也有了，遗憾的是，后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完成。

1954年作家协会剧作组随着东北大区的撤销而解散，慕柯夫为每个作者做了妥善安排，使大家高高兴兴地到生活中去。人虽去而心长留，慕柯夫依然是大家的良师益友，每有新作，必找柯夫。有时事先约好，三五人聚在一起，切磋琢磨，其乐融融。

1965年慕柯夫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不但继续主动帮助那些曾在他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原创作室（剧作组）的作者们，还热情地向房纯如、杨舒慧、胡景芳等当时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伸出热情的手。胡景芳曾回忆说：“只要剧本送到柯夫那里，不管怎么忙，他总是认认真真地阅读，详详细细地交换意见。许多时候，在我‘山穷水复疑无路’时，经他一指点，就使我顿开茅塞，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这段叙述，应是受过慕柯夫帮助、指点的作者的共同感受。

凝聚慕柯夫一腔心血的辽宁《文学青年》

作家陈屿说，慕柯夫对青年作者的爱心是博大的，他总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联系的面还不广，在他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时，一个诱人的想法萌生了：办一个面向文学青年的刊物，既能联系更多的作者，又能使他们有发表作品的园地。1958年的春天，由慕柯夫创办并主编的文学月刊《文学青年》诞生了，立即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初刊就发行了三万份！

慕柯夫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他以身作则，事必躬亲。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范程和刘文玉做了如下回忆。刘文玉说：“柯夫制定《文学青年》的宗旨就是站在辽宁面向全国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作者，编辑要热情对待青年，热情培养作者，设计的栏目、插图、组稿都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有苗头的作品要千方百计的帮助作者改好。”

范程说：“柯夫既是一位指挥有方的领导，又是能付出辛苦的普通一兵，无论严寒酷暑，从每篇文章的标题到每块版式的设计，柯夫都和大家潜心构造，不辞辛苦。那时候工作没有时间概念，也不讲任何劳动报酬，大家心甘情愿地用轻微的歌声和愉快的争论迎送满天星斗和黎明的晨曦。”

慕柯夫和编辑的关系是如此和谐，刘文玉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柯夫同志领导我们干工作，就是累死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啊！”

慕柯夫率领编辑奋战一年多，刊物发行量直线上升，从三万份上升到二十万份，超过创刊早、资格老的上海同类文学刊物《萌芽》，跃居全国文学刊物之首位！《萌芽》刊物坐不住了，主编亲自带队来到辽宁和慕柯夫、和《文学青年》的编辑们交流经验。

永留善美于人间

压不倒的慕柯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慕柯夫的人生突遭劫难，跌入了人生低谷。1973年，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声浪中，慕柯夫被调回辽宁省创作办公室，当一名普通的创作员。慕柯夫那压不垮打不烂的干劲又上来了，他立即扑到生活中去，在大连纺织厂里除了和干部、工人打成一片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作者写作。当他被该厂1926年4月27日的大罢工激发起创作热情后，便联合工人作者，共同创作出多幕话剧《四·二七》，当代著名作家马加称慕柯夫为“压不倒的人”。

慕柯夫的挚友陈屿感叹道：“只要给他拿笔的机会，他就会义无反顾地苦干起来，可惜拿笔的机会越到后来越少，成熟而不能写，是作家最大的悲哀。中国年长些的作家都有过这样的悲哀，慕柯夫尤甚！”

慕显凤（后改名王少木）是这样自己回忆二哥慕柯夫的：1973年深秋，二哥来杭州看母亲，我们又团聚了。我看到二哥黑瘦的面庞，花白的头发，显得很苍老，我很难过，而二哥乐呵呵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是很好吗？不是都过来了嘛！人生的道路没有平坦的，否则就不叫历史了！”他说得那么轻松，又是那么坦然，我被他的坦荡胸怀和宽厚大度的气质感动了，我更加敬佩他。

1979年，慕柯夫被选为辽宁省文联常委、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剧协副主席并主编《辽宁戏剧》杂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慕柯夫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并兼任大连市科委副主任。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慕柯夫不断提携后辈，王中才、邓岗、刘兆林、胡小胡、邓洪文、宫魁斌、谢友鄞、林和平、于德才、王金力等，后面三位被誉为辽宁文坛的“凤城三兄弟”，他们对慕柯夫老师都敬仰有加。

1987年，慕柯夫得了不治之症——食道癌。亲人们心碎了，所有被他帮助过、爱护过、扶植过、培养过、教诲过的文学界、戏剧界的人士的心，都碎了。作协组织送他去北京、上海，请最高明的医生为他诊治，开了刀又缝上，癌细胞已侵入了主动脉与肺门，回天无术了。精明的慕柯夫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不顾医生和亲人的劝阻，加紧修改尚未出版的五个多幕剧。他将30万字的手稿交给陈屿，要他从头校阅一遍，写好序言。陈屿日夜赶编，想早一天献给垂危的慕老师，谁知序言尚未写完，慕柯夫便与世长辞了。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8月3日），还写信给陈屿，说他又想起了几条修改意见，信写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只要心在跳动，慕柯夫想的还是创作。

临终前，慕柯夫给弟弟慕彦夫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人，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带来，最后又赤条条地离开世界，什么也不能带走。如果他的一生，无所作为或者胡作非为，同假为伴，与丑为友，和恶结党，他便成了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但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来到这世界上，辛勤地耕耘着真，努力地奉献着善，积极地创造着美，最后他虽然也要离去，但这个世界却对他有着无限的深情……”

这是慕柯夫光明坦荡的人生总结，他实至名归，他当之无愧！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