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0日下午，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带着他的新书《故宫六百年》回到家乡沈阳，做客歌德书店，与现场读者一起探讨600岁故宫的魅力，并与大家分享这本新书的创作经历及感受。

进午门是明初

出神武门已是清末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既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明清历史上许多重大宫廷事件的源发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不仅精心保管着明清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而且对古建筑、院藏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和清宫典籍等，都有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宫已经走过了整整600年的风霜雪雨。面对故宫，千言万语都会化成难以言喻的感悟；置身其中，个人曾经密密匝匝的岁月转瞬就没了踪迹。祝勇此番推出的《故宫六百年》，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其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了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近年来，祝勇持续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本书可以视为他此类作品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讲述故宫，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作为一名故宫文化的研究者，祝勇以文字建构起一座政治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宫殿建筑、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精华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

祝勇介绍，在《故宫六百年》中，他从午门开始写，最后写到神武门。“游客到故宫旅游都是从午门进入，走三大殿，然后往两边走各个地方，最后由神武门出去。所以我的写作路径也是按照从午门进，最后从神武门出，这样一个线路来一篇一篇写。”“同时，通过空间的移动，把600年的历史串出来，从午门进去的时候是明朝初年，最后从神武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正好把时间的顺序纳入到空间的顺序当中。”从午门到神武门，推开沉重的宫门，跨过朝代的门槛。跟随书中的文字，读者仿佛走过了六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岁月。

“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书写紫禁城

祝勇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虽身为“故宫人”，但在他眼中，书写故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座建筑过于宏大。祝勇坦言：“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故宫对于祝勇而言，不仅是一座建筑，还是一个生命体；不仅是一个空间，还代表着时间。他回忆起拍摄《上新了·故宫》第一季时经历的一件事：“我和演员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在铜龟、铜鹤腹中升起的袅袅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还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队进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所以，紫禁城不仅是空间之城，也是时间之城。“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历史和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可见，祝勇对历史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与深厚的情感。作家冯骥才曾说：“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时，祝勇反而来得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一种文化的情怀！”

这决定了祝勇独特的写作方式。他不想写得过于沉重，他最终选择了“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来书写故宫：“在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为故宫圈来

大批年轻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六百年》中用了一百多幅图片，主要是摄影家李少白的作品。祝勇表示，这些图片都是故宫的一些角落，非常精美。李少白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故宫，他拍摄的故宫图片至少有十万张，他的照片里不仅有美景，还有时间的纵深，因为故宫从 2002 年开始不断进行修缮，有的当时还没有开放，比如慈宁宫，李少白拍了很多修缮之前的照片，还有一些是未开放时的照片，这在今天看来不仅仅是图片，已经成为历史资料。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祝勇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传播故宫文化。2018年11月，由他担任总编剧的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一季，以寻常百姓的“未知视角”切入，带人们走进了一段探秘紫禁的奇妙之旅。节目播出后，不仅收获了电视、网络收视双第一的佳绩，更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粉丝。

“我始终认为，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要看我们会不会讲故事。”祝勇说，今天，无论男女老少，还都在使用筷子，吃着饺子，千里万里也要回家团圆过春节，这些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直都在人们的血液里，包括年轻人。只不过需要我们以更合适的方式去唤醒和激活，而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摆出教书先生的架势。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对话祝勇：比起当导演，我更喜欢写作

签售会结束后，祝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辽沈晚报：之前您写故宫的著作也很多，像《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等等。这本《故宫六百年》和之前的著作相比，主要区别在哪？

祝勇：关于故宫的这些书，比较早的是《故宫的隐秘角落》，这本书主要是写建筑，通过建筑来钩沉背后的历史和人物，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了一些有内容的宫殿来写。

之后写了《故宫的古物之美》，具体讲故宫里收藏的文物，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讲它的建筑，就是宫殿本身，还有一部分，故宫同时是个博物院，里面收藏着186万件文物，文物又分器物和绘画等。现在正在写的是故宫收藏的一些书法作品。相较于以前的作品而言，《故宫六百年》这本书是从综合角度来写故宫的历史和文化。

辽沈晚报：大家都知道您是纪录片导演又是作家，您觉得在这两种身份，或者说两种语言的转换上有什么问题吗？您更喜欢哪一种？

祝勇：这两方面有共同之处，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我参与主创的纪录片和我所写的文字内容都是相关的。比如，我主创了一部纪录片《苏东坡》，也出版了一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十年前我做了纪录片《辛亥》的总编剧，同时也出版了一本书叫《辛亥年》（再版后改名为《最后的皇朝》）。所以，这两个部分内容上有关联性，在表达上也有一些共同点，都需要一个大的历史框架，能够把握住题材，同时把它落实到细节当中。纪录片和文字写作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

当然，二者也有不同。比如，表达的媒介不一样，书以文字为媒介，纪录片以镜头为媒介，两种表达方式有不同的侧重。文字的表达要有一定的逻辑性，有很大的空间来展开历史陈述和要表达的思想，没有篇幅上的限制，可以充分地深入到某个主题当中去展开叙述，洋洋洒洒。纪录片不行，有时间限制，它要随着历史向前跑，不太适合很深入地停留在某一个问题上太久，叙述的流程也要随着时间往前移动。但是，纪录片的表达比较直观，一张照片、一个历史镜头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是再多的文字表述都代替不了的。纪录片在图像方面突出，文字以深入和展开叙述见长，两种表达各有优势。我在利用不同媒介的时候，力求把各自的长处发挥到最大。

想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文字，喜欢写作。就像金庸先生说的，前一秒还在写江南，下一秒就可以写到蒙古大漠，非常自由，不受限制。我比较习惯写作一段时间之后，去做一个纪录片，回过头来再写作。这样交替进行，永远会有一种新鲜感。

辽沈晚报：您觉得在跟大众推广故宫的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渠道，未来又可能会开辟哪些渠道？在紫禁城600周年之际，文化宣传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祝勇：我觉得推广故宫文化最好的渠道就是展览，把展览做好。故宫博物院有展览部，专门负责展览，近些年在策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改变了原来那种千篇一律的状态，使展览更加有亲和力。比如做赵孟頫的展览时，就把展览空间做成了他的书房，让观众能够走进他的生活和创作空间。展览前言部分都采取诗歌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

除此之外，其实故宫全院都在进行文化推广，比如“数字故宫”这块，包括大家熟悉的微信微博，都是由资信部来制作，特别受欢迎。我们研究所这边，纪录片还会加强。接下来马上要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大型纪录片的制作，涉及到很多国宝在抗战时期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故宫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话剧《海棠依旧》。年轻的“故宫人”带着感情的表演非常感人，也算是故宫文化传播的一抹亮色。原创话剧作为故宫的一个保留节目，由员工一代代传承下去。

辽沈晚报：这些年，许多与故宫相关的图书、纪录片、电视剧等都很火，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粉丝，故宫的一些文创产品，好多拥趸也都是年轻人。故宫正在“年轻化”，在与时俱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祝勇：“故宫人”不断地把一些新思想、新潮流带到故宫里去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年轻人越来越承担起“挑大梁”的重任，始终保有一种创新精神和热情，在文创、文化综艺等一些形式上，都处在一个创新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故宫文化命脉生生不息的原因。在面对时代的挑战，比如数字化浪潮时，在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故宫一直都是比较有担当的。这些年故宫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也说明了在故宫文化传播与普及方面，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故宫的情况说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故宫的文化太灿烂、太悠久了，就像宋代的汝窑，用今天的眼光看依然很抢手，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从未过时。中华文明值得我们骄傲，传统文化符号最好的归宿就是能够跟现代文化相结合。我们现在顶礼膜拜的国宝文物放在橱柜里展出，其实这些宝贝在当时很多都是生活用品，都是为生活服务的。所以，美跟现实生活是不脱节的，不是说这种“美”就应该供起来，跟生活相结合才是真的美。这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为什么用青花瓷器皿来喝茶？就是要将审美和实用相结合，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把美注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用美的心态去打造生活。在这一点上，故宫文创非常符合大众的需求。

辽沈晚报：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沈阳度过的，刚才在分享会上听您说“小时候经常在故宫院儿里跑”。请问您怎样看待沈阳这座“盛京故宫”？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生了对故宫研究的兴趣吗？

祝勇：小时候的想法不是很明确，但我对文史和博物馆一直有兴趣。小时候家里关于历史的书特别多，我父亲书柜上的《史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都看过。以前觉得特别深奥，但是翻来翻去也是一种熏陶，跟培养我对历史的爱好有一定的关系。我现在看得最多的书就是史书、古籍等。绕了一圈回来，还是看这些史书。

沈阳是清朝的发祥地，文化资源也很雄厚。从清代乃至民国以来，整个过程一直到解放后，一些文物的追踪和回归，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关系都很密切。沈阳故宫跟北京故宫在许多方面也有合作。在这里，也祝愿沈阳故宫在辽沈文化传播方面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人物小传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十卷本《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有《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六百年》等。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十月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等。

担任纪录片《苏东坡》、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总编剧，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评“新中国七十周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