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救兵镇五牛村，是个有说道的地方。从它的名字起源到它的地理位置，从它的明代烽火台到当年日军所修的战迹碑，哪怕是其域内一座小水库，都有值得一说的故事。

五牛村地名由来

与清代牛录有关

据救兵镇五牛村第一书记孙心义介绍，五牛村含五牛、英树沟、虎台、大虎台4个自然屯，原名五百牛录堡子。在清代，满洲人（前身为女真人）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汉语“箭”的意思），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汉语译为“佐领”）。

后来，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当时，居住此地的人口在500人以上，所以清政府派牛录官职人员到这一地区负责行政事务，故称五百牛录，后简称五牛。

由五牛村的名称来源谈救兵镇的满族历史，不得不提当地的一个满族大姓：伊尔根觉罗氏。早在努尔哈赤当政时，伊尔根觉罗氏便成了爱新觉罗氏的亲戚，即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亲姐姐嫁给了伊尔根觉罗。阿尔塔西，他们生育有四子：阿山、阿达海、阿吉海、戈来。由于努尔哈赤是他们的亲舅舅，因此，这四人都位居高官。当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国是满人当政，汉人很少参与议政，整个社会以满为尊。后来，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发现汉族中不乏才智之士，就让有才能的汉人参与政事，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推行满汉同治，满汉平等。到了康熙八年的时候，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汉人生产、生活的规定，其中一条是：满人不得强占汉人的土地、房屋等财产，否则按国法处置。但是，戈来的大儿子妞妞与其弟却无视法纪，强占汉人的房屋，被康熙皇帝从北京发配到了奉天府（今沈阳），妞妞跑马占荒，发现了今救兵镇内的关门山，最终定居于此。妞妞死后葬于天门山，被后人尊称为“妞公”，当时除官衔外，贵族、官员分五个爵位：公、侯、伯、子、男，公爵最高，因此，授封公爵的妞妞之墓被称为“妞公之墓”。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伊尔根觉罗。阿尔塔西的后人列入正蓝旗。清朝顺治年间，将八旗分为上三旗与下五旗，正黄、镶黄和正白旗为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其余为下五旗，由诸王、贝勒、贝子等分别统领。伊尔根觉罗氏的后裔世代繁衍，在今救兵镇的关门山、通什、黑背等地区多改姓“肇”，当年地位显赫的皇族子孙，今天都是普通人。

五牛村在清代的名称为五百牛录堡子，据说管理此地的头领也出自伊尔根觉罗氏家族。

五牛村里的战争轶闻

救兵镇的名称，顾名思义，与“战争”有关。

救兵镇内发生的战事，最早起于何时，发生过几次，尚待考证。据传，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带兵打仗，被困此地，登上烽火台点燃烽火，薛仁贵率援军及时赶到，化险为夷，唐太宗龙颜大悦，赐名：救兵台，后简称救兵。

在救兵镇，还流传着有关韩江关女将樊梨花与唐军东征主帅薛丁山的爱情故事。樊梨花是小说人物，其夫君薛丁山的原型为大唐名将薛仁贵之子薛讷，樊梨花与薛丁山联手征过西凉，未曾涉足辽东，按正常逻辑，这个故事传递的历史信息，应该指的是“薛仁贵征东”。

据新旧唐书记载，当年薛仁贵领兵攻伐高句丽，连下从辽阳至西丰一线的四十余城，敌军“望风而降”，抚顺救兵镇大体在这一区域内。

临近救兵镇西侧的抚顺东洲区，明长城蜿蜒而过，救兵镇内有14个村，遍布明代烽火台，如五牛村烽火台。

这些土台有的是通报敌情，昼举烟夜燃火的“烽火台”，有的是供过往政府官员、差役留宿的“路台”，五牛村内的烽火台所处地势低矮，有围墙遗址，有小院。未坍塌、未被破坏前，约有8一12米高，当烽火台似乎矮了点，视之为路台，或更为准确些。

救兵镇域内，薛仁贵的大军是否来过，尚需进一步论证，但此地牵涉明清战争，基本确凿。

以五牛村为例，此村依傍东洲河，曾有一条临河古道，东洲河先南北走向，后东西走向，汇入浑河，现有一公路横穿全乡，距抚顺、大伙房水库、本溪清河，均不过四、五十里路程，古时行军，尤其是骑兵部队，抵达三地，也就半天工夫。

努尔哈赤打下的第一座明朝城市，是抚顺；后金军与明军的第一次硬碰硬的“城堡攻坚战”，是清河堡之战；后金军与明军的第一次大会战，萨尔浒之战歼灭杜松部之战，主战场在今大伙房水库的淹没区。

而救兵镇，特别是五牛村，恰在抚顺、萨尔浒、清河三地的交叉点上，这里当年走兵过将，救兵如救火，战情飞檄急，镇名“救兵”，恰如其分。

五牛村附近，有不少明代军堡遗址，如东洲堡遗址、马郡郸堡遗址、散羊峪堡遗址，这里当年曾是明朝与后金交锋的最前线。

东洲堡为明辽东副总兵韩斌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所建，当时驻军634名，重点管辖浑河南岸、东洲河、社河沿岸。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统领左翼四旗，杀死守堡明将李弘祖，涌入城中，明军战死414人战死，220人被俘。后金军把堡内物质搬运一空之后，将城堡拆毁。

马郡郸堡地处东洲河冲击地，城址分南北两部分，两城周长将近两千米，城墙由巨石砌基，青砖垒墙，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城门上有敌楼，城外有护城河。马郡郸堡为明辽东副总兵韩斌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所建，当时屯兵513人，下辖7座墩台，一直为明王朝在抚顺的一大屏障。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代善率兵攻取马郡郸堡，守将李大成率领军民奋勇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城堡被攻陷。李大成受伤被俘，明军战死353人，160人被俘，后金军撤出前将城堡拆毁。该村张氏家园房后现存一段约70米长的城墙，仍保持着当年的风貌。

散羊峪堡为砖筑，明嘉靖二十五年第一次修筑，万历三十七年在辽东巡抚熊廷弼的主持下重新整修。堡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350米，西北长120米，现未发现门道，北墙残存墙基，宽5.5米，存高3.3米。其他墙体无地面遗迹可寻，墙体西北角有一处突起的土丘，四周条石垒砌，疑为角楼遗址。城墙中心为夯土板筑，设南门，在城堡中心和西南角台上各生长一棵榆树，直径为两米，年代应与堡同期，该城为明长城边堡之一。1618年抚顺城被努尔哈赤攻破后，此城亦被攻占。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强渡鸭绿江，先打丹东九连城，次战本溪清河堡，再战抚顺救兵镇五牛村，最终在今沈阳苏家屯区的魏家楼子与俄军对决，胜一仗，便立一碑，到处炫耀所谓的辉煌战功。

由日俄两军所选战场位置看，救兵镇五牛村地处交通要路，是双方攻防的必争之地，这也反证了当年唐军征高句丽、明清两军在这一带角逐的必然性。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军在救兵镇五牛村一带反复厮杀，我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依托抚顺三块石根据地，不停攻打救兵台的国民党守军，号称“五打救兵台”，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军主力，为四保临江和解放抚顺创造了条件，成为抚顺地区解放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距五牛村不远处，立有徐嘉扬烈士纪念碑。原新抚县县委，即设于救兵镇五牛村。

大台子山顶的“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

“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位于抚顺救兵镇五牛村西北海拔约1500米的大台子山的制高点上。碑基座呈长方形，由块石和水泥砌筑，东西长5米，南北宽4米，占地面积20平方米；整个碑体以长条青石垒砌，碑顶部残缺；碑身残高2.8米，宽1.5米，碑身正面镶嵌的长方石板上面镌刻两竖行繁体楷书“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铭，背面镶嵌的长方形花岗岩上有日本陆军大将、“鸭绿江军司令”官川村景明撰写的碑文，以日文记述了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奉天会战的东部战场上的战事，由日本“满洲战迹保存会”于1916年立碑。碑基座下10米处，有一处日俄战争时期修筑的战壕遗址，西北面有用块石和水泥砌筑的20级台阶。“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是日俄抚顺战役中，日本作为战胜方所立的纪念碑，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留下的侵华罪证。1905年2月23日，日本侵略军下令麾下的“鸭绿江军”从碱厂出发，攻占清河城（位于本溪县与抚顺县边界）。2月24日，“鸭绿江军”第十一师团从清河城经三龙峪向马郡郸（当时马郡郸是沙俄侵略军的一个后勤兵站基地），追击溃逃的俄军。2月27日，进驻五百牛录堡子（今救兵镇五牛村），俄军在西北方高地构筑防御工事，阻挡日军前进。3月3日，日军进攻三八八高地，经数次冲锋，直到3月7日，在付出一定代价后才占领了高地。“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便是为纪念这次战斗而修筑的。

日本“鸭绿江军”军长叫川村景明，统称源十郎，任陆军大将，参加过奉天会战，曾担任东京卫戍总督、“鸭绿江军”司令官等职。中日甲午战争时，川村景明率部在台湾作战。日俄战争时，川村景明率第10师团出征，1905年1月15日晋升陆军大将，当上了扩编的“鸭绿江军”司令官。在奉天之战中，川村景明率先行动，执行佯动任务，把俄军的全部预备队吸引到自己当面，为主攻部队的突破打下基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

据五牛村村民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曾给当地人一些炸药，炸毁“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因操作失误，只炸坏了顶部。

2001年，抚顺市政府办公厅将“奉天会战鸭绿江军战迹碑”公布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抚顺的“三普”调查中，经复查重新登记。

五牛村的“人造月亮”

五牛村人口千余，是远近闻名的“地板村”，该村生产的地板远销省外、国外，连处理后剩下的锯末子都被开发成“烧烤专用炭”……有人这样形象表述：一根木头运至五牛，进来是“木头”，出来是“钞票”！这个村有多么富裕，可想而知。

五牛村人做地板生意，所需木材主要来自俄罗斯，自家的青山绿水不准破坏，不许乱砍乱伐。因植被茂密，生态良好，近些年，五牛村域内的野兔、野鸡、野猪，逐年增多。有人夜间开车，差一点与一头约重约300斤的过路野猪撞个满怀！

五牛村有一个“永恒的月亮”，人造的，直径约两米，是五牛村老板周连生个人策划、出资的。朗晴夏夜，于五牛村泡壶茶，葡萄架下赏月，看两个月亮，一个天然“半月”，悬于隐约雾霭中，一个人工“满月”，辉闪于密林红灯处……双月遥对，令人心生诗意，浮想联翩。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