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段话，源自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古代的博士，系对文化人的敬称。博士，学问广博之士；另有为茶倌、堂倌的别称，如茶博士者。古之所谓博士，与现代学位级别的博士，根本不是一回事。文化人，读书多，有学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学问的人，未必“世事洞明皆学问”，也有因其学问太多而疏于应对世事的书呆子，“邺下谚云”所说的，正是这样一位博士。

这位博士先生，赶到牲口市上买一头毛驴，银货两讫，也就拉倒，牵走就是了，他偏不，要立一字契，无非免得悔约而已。这位博士，为显示其学问深厚，洋洋洒洒，写上三大篇纸，密密麻麻地写满以后，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契约的主人公，也就是正在牲口市里嚼着刍豆的毛驴。

颜之推，字介，祖籍琅邪临沂，南渡后，迁湖北江陵，他本人曾为南梁湘东王萧绎部属，官至散骑侍郎。后因战乱，遂居北国，先仕周，后仕隋，史称其“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颜氏家训》这部典籍，因其内容丰富，超出一般家庭的伦理范围，涉及社会、风俗、礼仪、道德、文化、教育、知识与修养等方面，对于了解南北朝的人文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且篇幅短小，平白如话，遂成为古今学子的必读书。

南北朝对峙的一个半世纪，既有杀得天昏地暗的拉锯战争，也有相安无事的短暂和平。在此期间，南北两地都同样地风花雪月，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欢宴不断，既忘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灾难，也忘记铁蹄所至、血肉横飞的痛苦，而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江南诸朝，斯风犹盛。君主带头，豪族助兴，文人凑趣，马屁轰鸣。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还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缠绵悱恻，无病呻吟；颜之推对这种颓废浮艳的文风，深恶痛绝，《颜氏家训》就是他一生愤怒的厚积薄发。他的老上司萧绎，最后失败时，竟奇怪地总结经验，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数十万卷书籍简册，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玩文学的好手。

上述“博士买驴”式的浮浪空洞文字，是南北朝轻浮艳丽、好逸恶劳的社会习气产物。社会风气反映其上层建筑，世风正常，邪不压正，社会风气不良，小人得志，好人就要倒霉。颜之推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这种寡廉鲜耻的行径，竟然引以为荣地脱口而出，世道之险恶，人心之叵测，真不知伊于胡底？因此，颜之推说：“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他还引用了南梁的一个例子：“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当时的整个社会，从统治阶层，到豪门贵族，竞相侈靡，淫奢豪华，从文人士子，到小康人家，贪图安逸，物欲嚣张。在这种风气下，指望文学能写出有质量、有分量、有力量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那位当过大使的庾信，后来由于战乱阻隔，逗留北方，不得回归，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悲情中，才形成苍劲悲凉的独特诗风。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指的是他晚年离散时期的作品。当他尚未奉命出使北朝，与另一位“青春偶像派”诗人徐陵，擅写绮丽诗文，领南朝诗坛之风骚，风起云涌，群起仿效，号曰“徐庾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记载的。革命奋斗年代，文学如同战鼓，震撼人心；物质消费年代，文学提倡消费，钞票第一。一纸买驴契约，值得写上三大张纸，来炫示自己吗？这使人不由得琢磨，太美满丰足，太安逸享受，太快活自在，太优哉游哉，对作家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前者更可能靠近文学一点。因为，吃得太饱，血液都跑到胃肠中去帮着消化，脑子便会缺血，便会犯困，便会下笔无神，不知所云。饱，尤其太饱，大概是会产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素，有可能使得作家浑浑噩噩，行尸走肉。

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巨匠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个时代养尊处优的日子，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了以后，作家文人的惰性也随之产生有关？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自然，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

文学，既不能全都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文学，还是要给读者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即使玩文学，也应该玩出一点真名堂来。有趣的是，写了三大张纸，硬是不见驴，读者难免就要骂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