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

年近四十的时候，我学会了做鸡蛋饼。只在早晨。

一点儿面粉，一点儿盐，一点儿水，把这些搅拌成均匀的面汁，打一个鸡蛋进去，继续搅拌成微黄的鸡蛋面汁。然后开火，放上平底煎锅，倒上一点儿油，把鸡蛋面汁摊到锅里。持起锅柄，高高低低左左右右地让锅侧转，还没有凝结的厚面汁便因器随型地流淌着，终会成就出一个相对完美的饼状。

一张这样的饼，配上大米粥、小米粥或者玉米粥，以及一份翠绿的凉拌黄瓜，这是我这个愚笨的母亲能给儿子拿出的最日常的早餐。在这份早餐里，粥里的水分太多，菜呢毕竟是菜，相比之下，饼就成了最重要的能量担当。

在我们豫北，午餐基本是面，饼便是早晚餐最重要的面食，是另一种意义的馒头，只是比馒头要奢侈。因为，一，馒头一旦蒸好，是可以放上几天而不改其味的，饼则是即做即吃，即吃即好。一旦迟滞就会失了美味。二，饼需要用油。幼年时候，家境清寒，油是贵重之物。俗语“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被主厨的祖母篡改成了“饼是一枝花，全靠油当家”。一年里，她老人家便很少做饼。无论是葱油饼还是千层饼，都很费油，她舍不得。

当然，也有无须用油的饼，那饼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白面饼。

十几年前，在县城生活的时候，家附近的小巷口有一家卖烧饼的小店。因为经常打交道，烧饼店的女老板和我很熟。她的烧饼口碑很好。面揉得很筋道，烤得也金黄焦脆，香气十足。更让我留恋的是她熬的热豆腐串，一块钱两个，夹在烧饼里吃，简直是让人百品不厌。每次去买烧饼，我都要买上一个。

买过烧饼，我便和女老板照例扯一会儿闲话。正说着，一个收破烂儿的老人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递给女老板一张皱巴巴的两圆钞票。女老板很快给他装好了一摞烧饼。他拿在手里，打量了一下，似乎想查一查数。

“别查了，老规矩，九个。”女老板笑道。他笑了笑，走了。

“你多给了他一个呀。”我犹豫了一下，虽然觉得收破烂儿的挺可怜，但转念一想，他又不差这一个烧饼，于是还是忍不住提醒女老板。“每次我都多给他一个。”没想到女老板很平静“为什么？”

“多给他一个烧饼，你也眼馋？”女老板开玩笑。“那当然。”我也笑了，“一样都是消费者，为什么优惠他？”“不仅是他。所有干苦活儿的人来买，我都会多给一个。”女老板叹口气，“他们不容易啊。”

“我也不容易啊。”“你要是真不容易，就不会每次都吃豆腐串了。”女老板白我一眼，“你每次都吃，那是你觉得一块钱不算什么。可是在他们眼里，一块钱的豆腐串可没有一块钱的烧饼实惠。他们绝不会拿这一块钱去买豆腐串，只可能去买烧饼。因为这一块钱是他们打一百块煤球、拾二十斤纸才能够挣来的。——所以，在他们面前，你可真是没有资格说不容易。”

在她的申辩声里，收破烂儿的老人已经走远了。我也笑着告辞。握着手里温热的烧饼，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女老板话里所含着的朴素的道理和朴实的逻辑，让我不但无条件地认同，并且，还有一种深深的喜悦。

“多一个烧饼，你也眼馋？”我又想起了女老板的话。不，我不是眼馋，而是心馋。我甚至有些嫉妒。我羡慕这种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高尚的怜悯、同情和理解。我在意这种不为任何功利所侵入的馈赠和关爱。

如果，将来我遭遇到了生活任何形式的打击和颠覆，但愿我也会拥有这样一个珍贵的烧饼。当然，它的形式绝不仅仅限于一个小小的烧饼。

还听过一个油饼的故事，是一位文学前辈老师讲给我听的，发生在他出生那天，而他又是从他的祖母那里听来的。老太太讲得实在是好，容我转载如下：

“那天(1943年1月8日)天刚亮，外头就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快进村了’,真是晴天霹雳啊!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从据点出来就是扫荡啊!小鬼子是野兽，没有人性啊!到哪儿都是‘三光’啊!该千刀杀的鬼子怎么这时候来了啊？正是你要出生的时候。家里只有我和你娘。我怕你的小命要葬送在小鬼子的手里，我更怕你娘月子里有了好歹。听说鬼子已经从村东头进来了，你娘紧张、害怕，我更紧张。就因为紧张，还没准备好，你哇哇地落地了。这怎么办呢？日本鬼子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啊!得跑啊!再怎么也得到野坟地躲一躲。可寒冬腊月，你娘俩受了风寒怎么办啊？真是左也怕右也怕。但思来想去，走一步说一步，先躲过鬼子的刺刀再说。也是急中生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急急忙忙烙了两个又厚又大的油饼，用蒸馍的笼布包起来，让你娘前胸贴一个，后背贴一个，然后用带子勒上。用它抵御腊月里野地的风寒，也能用它来挡饥。就是这样，我们抱着你，在野地坟间冻了一天一夜。直等到看见日本鬼子驮着粮食，赶着牲口，狼烟动地地出了村，知道那是扫荡完了，然后才回到家里。幸好你的命大，活了下来。可你娘从此落下了毛病。”

每当想起那两张油饼，我都觉得，它们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温暖和最愤怒的油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