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两句诗是马一浮的，我读了就喜欢，常常提起。现在要写汪曾祺了，才发现，这十个字是应该专门用在他身上的。

他写过多少草木啊，拿他这些文字，可以编一本词典，薄薄的，并不整齐划一的。这种词典不解决什么疑难，就是没事翻翻，让你觉得随身带了一个花园，或者一个不错的菜园。

他对菊花不讨厌，但讨厌菊展，他觉得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

确实，很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把美从土里揪出来，搅拌成水泥，去砌墙。汪曾祺就跟这些人着急，上火，这些人就像《茶馆》里说的，“把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他夸沈从文的《边城》，他说是“一把花”。真好。多少人会顺嘴夸成是一朵花，可是汪曾祺知道，他老师写的是一把花。美是很多的，不一样的，美和美是在一起的，起码是互相牵挂着的，所以是，一把花。

汪曾祺写过很多次沈从文，我因此才知道沈从文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叹气怎么高兴。他也让我知道西南联大是怎么回事，那学校有点像他爱提起的京剧《桑园寄子》：“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青山白云都是真的，家乡不在身边，也是真的。我后来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可为印证。

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他是个针对美的侦探。他夸某寺的罗汉塑得好，就说有个穿草鞋的罗汉，草鞋上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记得祖母有个小黄蜂的琥珀扇坠，很好看。晚年在宾馆，看到人工琥珀，各路昆虫齐备，甚至还有完整的蜻蜓，在一个薄薄的琥珀片里。这当然是弄死以后，端端正正地压在里面的。他觉得还是那个扇坠好看，因为是偶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

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

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是个好侦探。

在香港，他看见的是遛鸟的人，记得的也是这个，觉得值得写的也是这个。人家提的是双层鸟笼，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早上九点钟遛鸟？北京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然后他想起徐州养百灵的汉子，“笼高三四尺，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做扁担，把鸟笼担着，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

他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他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听。”

汪曾祺自己，在伊犁也听过斑鸠，他就趁机想家。

他夜宿大屿山，听到蟋蟀叫。“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我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模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

这画面是有意思的，老头一本正经学斑鸠叫，女记者斑鸠似的连连点头。

流沙河也为蟋蟀写过诗，孙犁偶也留心，这几个名字，适合放在一起。

我受汪曾祺影响极深，从中学开始，从读《晚饭花集》开始。

阿索林、废名、梭罗、古勃，都是因他才知道的，他给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的序言提到。他说废名小说《桥》里那句“万寿宫叮叮响”很好。果然好。慢慢地，废名的所有文字，读了的，都在我耳边叮叮响，像那个容孩子们在里面读书嬉戏的万寿宫。

汪曾祺说废名的价值被认识，还得再等二十年。他是1996年说这话的。第二年他自己也就去世了。他生前我就见过他一次，书市找他签名，签《榆树村杂记》。我没敢跟他说话。后来我去孔夫子旧书网，找他的签名本，找到北京京剧院的馆藏书，《宋史纪事本末》的三四卷，附带的借书卡有他签名。那也行！

他吃不了鱼腥草，文章里自己说的。我能吃，我很爱吃。

“写得最多的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

他说过：“希望出现一两个写梨园行的狄更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起码我没见过。每每如此，他呼吁完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忙。

他的小说，对我有大影响的是《星期天》和《王四海的黄昏》，都讲到一个人用自己多么不情愿的方式度过一生，都讲到人世间弥漫的怅惘。《鉴赏家》则相反，告诉你，人还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这活活让人怅惘。

以前我说过，就算你刚饱餐一顿，看汪曾祺写吃食，你还是会饿得咕咕叫。这种咕咕叫，也是怅惘。汪曾祺的文字，就是糖衣炮弹。他是为了让你怅惘而生的。

沈从文的《长河》里夭夭说：“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好看再加上怅惘，才是永远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