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可以关，服务不能停

疫情期间，“网上见”的“云审判”成为各地法院工作的新模式。“云开庭”、VR“云调解”、网上“云执行”，初具雏形的智慧法院审判体系显现出提升效率、方便群众、推进审判体系现代化等多重优势。

“云审判”的大规模应用，是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还是未来的“常态之策”？

4月22日，北京四中院在线公开合并审理一起行政案件，房山区司法局等部门负责人通过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远程旁听。

“疫情期间，司法需求没变。窗口关了，但一些服务仍有刚性需求。”一名法官介绍，北京为此紧急研发了“云法庭”系统，开启三级法院统一的互联网庭审模式，可支持全市800个法庭同时开庭。

记者采访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为及时处理案件、尽快解决问题，“云立案”“云调解”“云庭审”等线上司法手段在各地得到广泛运用。

“由疫情引发的案件，如妨害公务、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要从快处理，这样有助于匡扶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疫情防控大局。”重庆五中院民一庭副庭长胡智勇说。

在常规案件中，有羁押和审理期限的刑事案件，也需要紧急处理。“比如农民工工伤案件和刑事二审案件，不及时处理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利益。”太原中院刑三庭庭长杨晓宇说，“程序需要继续往下走，一些网上能做的就放到了网上。”

在重庆，一场场特殊的“隔空”提讯也在陆续进行。不久前，重庆五中院刑事审判庭连续5天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上诉人处于不同场所的情况下，对关押在9个看守所的58名嫌疑人完成了所有提讯程序。

“云审判”对民事案件的意义更为重要。“民事案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所以程序更简单，完全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把当事人召集起来，开视频会议解决。”太原中院民一庭庭长刘光说。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总结：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法院网上立案136万件、开庭25万次、调解59万次，电子送达446万次，网络查控266万件，司法网拍成交额639亿元，执行到位金额2045亿元。

“云审判”有多重优势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几年信息化建设应用的基础上，疫情加速了远程开庭、网上立案、移动微法院和“云执行”的布局和应用。智慧法院审判体系初具雏形，并显现出提升效率、节约资源、方便群众等多重优势。

山西高院刑三庭副庭长赵宏说，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羁押在各地，过去审判人员必须去当地提审。以山西高院刑三庭为例，办理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法院最少需要4人，检察机关最少需要3人，还有一到两名辩护人。“这么多人，来回最少得两天；转到‘云上’，大家在各自岗位，半天就够了。”

一些法官表示，“云审判”相当于直播，对法官业务能力等各方面要求更高，能倒逼法官提高水平、改进作风、规范司法程序，有助于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同时，实行“云审判”，公众可以“网络围观”，有利于把对审判权的监督落到实处。

山西一位业内人士称，“云审判”提高了当庭宣判率，保障了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现在山西各级法院涉疫情防控类案件一般会当庭宣判，从司法改革角度说，这是“还权”于合议庭，提升了司法效率。

“云审判”下一步怎么走？

一些基层法官预判，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合同解除、合同违约等纠纷有可能增加，旧案叠加新案，审理压力会增加。“云审判”对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应对案件增长可提供有力支撑。

但与此同时，当前“云审判”仍面临软硬件不到位、案件容量有限、技术人才紧缺等局限。

一位基层法院庭长表示，当前很多基层法院硬件并不到位，软件也常因故障无法高效使用。“20分钟左右的在线庭审有时需要1小时，庭审中还常出现签不上笔录或当事人无法登录的现象。另外，由于没有人脸识别系统，全靠视频判断，也存在一定司法风险。”

胡智勇说，目前在线审判平台受容量限制，支持办案数量有限，法院需提前预约“云法庭”，有时存在拥堵、排队现象。

此外，不少法院缺少既懂法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信息化人才。现阶段法院信息技术人员大多是计算机专业毕业，难以将网络技术和法院管理有机联结起来，亟需进一步加大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

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院长陈亮建议，一方面要从制度上保障各类司法主体自由选择诉讼形式的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普及宣传，增加社会对网络判案等智慧法院系统的了解。此外，还要从立法层面，对在线庭审的案件类型、程序要点、证据展示等规则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业内人士认为，不能把“云审判”的大规模应用仅当作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应抓住这一契机，多方面发力，推动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水平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