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在心里放了三年，变成一个庞大的故事”

记者：《雾行者》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呢？据说这本书你写了五年，这五年内你经历了怎样一个思索过程？

路内：2011年写完《云中人》的时候就想写这本书，但当时的构想还是比较简单，只想写一个发生在1998年左右的身份伪造事件，都谈不上是案件。2014年终于可以开写，想法已经不太一样，它在心里放了三年，变成一个庞大的故事。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梳理它。我既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单薄的罪案故事，也不想无限使用先锋形式，写到最后已经不是思索了，是尽力要把这场比赛打过加时赛的感觉。

记者：“雾行者”这个名字出自哪里？有什么涵义？

路内：不出自哪里，最初只想和《云中人》对仗嘛，当时立了个Flag说要写两套三部曲，这是追随三部曲之外的另一套。名字对仗也挺好。“雾”和“行者”这两个意向在小说和电影里被用得挺多的。2019年写完这本书时，距离最初放话已经快十年过去了，因为隔了太久，小说里的人物又时时在纠缠我（尤其最后一年里），总不免会产生一些茫然的感觉，问他们何去何从，当然也没有答案。

记者：这一次是不是你迄今为止结构最为复杂精致的小说？写作难度会不会特别大？

路内：结构是比较复杂，三四条线的故事，所以也不太好顺着时间轴讲。顺着讲反而会讲不通。也使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法。但我觉得谈不上精致，大长篇和一般意义上的“精致”是有冲突的，文字或语言，在大体量中往往是被绞杀的，也就是说文字的精致、有力、想象感、修辞法，一概都会被体量的低效率给中和掉。我也做好了灰飞烟灭的准备。最初遇到的问题还好，就是节奏和调性处理好，写过30万字以后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了，我自己的情感有点调动不过来了。一百来个人物，从南到北二十来个城市乡村，我数了一下，跨了九个或是十个省。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解决难题了，就反复写吧。讲个夸张的：最后半年眼睛不行了，视力出了问题。写长篇，每天就算只写五百字，也得把前面写的看一遍吧，看不动了。中间还有些Bug，最后编辑给我看稿看出来了。

那时候，“文青”还不是一个贬义词

记者：“这次你为什么选择仓库管理员作为主角，你眼中这份职业的生活有什么特点？它与你本人的生活轨迹的关系是什么？

路内：严格来说，这小说也不是写仓管员的，主人公是两个90年代末的文学青年，《雾行者》不是一部关于职业的小说，它只是找了一个切口下去，试图讲一个层面的年轻人吧。当然，在小说里，他们那伙仓管员，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仓管员。他们被建材公司派往外地，采用一种轮转换位的方式，平均每隔半年换一个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面对各种事件，解决上一任仓管员留下的麻烦。

这个轮转很有意思，它是形而上的，很像一个游戏，甚至像本格推理游戏，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棋子。与此同时，它也是非常现实的生活，要解决吃饭睡觉、基本生理需求，还要面对恶劣的气候和漫长的寂寞。他们守卫建材仓库，得防着有人把建材给变现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一丝哲学意味，美剧《真探》之中，那些警员始终在表达一个深层的意味，警员似乎全都是哲学家。《雾行者》里还写到了卧底女记者，她也在用哲学方式谈论自己的职业，她认为自己是“带着诗意冲向敌营”。

我本人只做过没多久的仓管员，为此在整个南方跑了一圈，那是1998年。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我的个人经验似乎全都是“上一个时代”的。

记者：从1998年到2008年，是什么让你对这段时间有了书写的兴趣？这两个年份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路内：那可能也是我玩得最开心的十年，那时候“文青”还不是一个贬义词。我昨天在微信上写了点：老派文青很少标榜自己穷的，因为每个人都穷，大家相互借钱，对文学有点理想，也不打算为这种理想献身。不讨论金钱并不是清高，而是，讨论它也就在几十块钱的范围内，想买件衣服，想去趟外地而已。注意力在哪里？活得和别人不一样。这里面当然有一点矫饰的成分，但也不是什么大错。

现在我想想，即使不写这本书，我也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写1998年到2008这个年份吧。它对我而言是特别有驱动力的十年，因为我那时恰好二三十岁。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也许这个十年是最有驱动力的。年龄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意义。

写底层小说，不再局限于卑微生活

记者：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路内：更可能的是一部分故事写光了，然后打算向哪个区域转移的选择。这个十年里，我看到的、理解的事物，和大部分朋友没什么区别。可能因为媒体太发达了，信息速度很快。我切入问题核心的能力可能还不如微博上的朋友。但是当转换到小说视角，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小说并不是犀利之物，而是一种总体修辞术，其中有故事，有反讽，有诗意。时间久了，我更愿意用这个视角去看世界。但你问我有哪些具体转变，我真回答不上来了。有几年我被定义成“工人作家”和“工厂写作”，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刻意用这个视角去看问题，只是出于巧合，我写了这个。我真正想谈的也许是德勒兹和齐泽克，是波拉尼奥和曼德尔施塔姆。

记者：你似乎很推崇波拉尼奥，你身上似乎也有他的影子，能否谈谈波拉尼奥对你的影响？

路内：他当然是最好的小说家。看《2666》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在看梅西用最好的状态踢球，那个动作你可以在训练时做出来，但在四个人围堵的情况下你不行。就是这种感觉。

我很难讲清波拉尼奥、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人的影响，可能这也属于“总体修辞术”的一部分。这个词是我生造的。作家（也不只是作家）天生就和一部分人站在一起，天生就会，天生就是这么选择的。

想写《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样的小说

记者：在你刚才提到的四个人里，有两位是哲学家，德勒兹和齐泽克，可以再分别谈谈这两位吗？

路内：我对德勒兹所谈的“差异”和“重复”感兴趣，比如在《雾行者》里，那个轮转的工作（生活）方式，它是否就是德勒兹揭示的那种“重复”——并不是建立在形而上意义上的，而是和一种极为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

所谓永恒回归，过去我认为它是一个心理学层面的事情，写了这个小说后，我发现不止如此，它确实出现在现实中。

假如我写一部底层小说，怎样跳出常规对于底层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一种所谓的卑微生活，事实上，小说里的人物也并不感到自己卑微，他们在向一个方向行走、行动，刚才我讲过驱动力。如果我们并不是将欲望内向，而是像德勒兹所说，成为一种主动的驱力，我们的故事模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关心的。

至于齐泽克，我觉得他是一个太好的解释者，这恰好符合《雾行者》的另一个维度，那些文学青年，那些和打工仔混迹在一起的文学青年和记者们，他们想怎样来解释一个现象，怎样用修辞术来完成他们的讲述，以及，究竟是越过还是停步于道德的边界。

记者：阅读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了多少时间？读书对你来说是一种消遣乐趣，还是出于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路内：阅读方面我会关注社科类的，诗歌，外国小说，博物类的。我也很爱看时政，但通常是在互联网上。《雾行者》这本书我写了五年，写作时候所有的阅读都是破碎的，我只能读一些零碎片段，读完也就忘记了。读书对写小说没什么帮助，这是实话，但它能构成一种认知，有时候，一个惊人的节奏变化，一个可以延展出去的词，会让我意识到什么。它可能更像一种心理暗示。

记者：你最近看了什么书？

路内：我最近在读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闽国》，他考据的五代十国时候福建一带的小王国。这段历史不常为人所知，写出来像秘史。里面有博物志，也有宫廷残杀，很有意思。另外在读齐泽克的《德勒兹及其推论》。

记者：听说你还读了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为什么会对这些西方汉学著作这么感兴趣？

路内：薛爱华不大一样，他很会玩弄他的文本。《朱雀》和《撒马尔罕的金桃》就像最好的小说家写出来的奇幻故事，有些局部完全不比博尔赫斯和帕维奇差。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也许，为时未晚呢？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