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习惯抽身事外的平和叙述，习惯“写作的零度”，习惯作者不把情感强烈地带入文字，我们或许遗忘了另一个同时也是文学中最为本质的品质，那就是情感的打动。“它把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当然这不能是评判小说或者散文优秀与否的惟一标准，但我想，它应该至少是标准之一。

李凤群采取“双生花”式的结构，通过两位女性的命运纠结展示中国女性在时代中的生命之结。她们是镍币的两面，或停留在原地被命运和时间的海浪不断冲刷，或奔跑在迷途总也抓不住“想要”，而“想要”在这个途中还一点点消弭——透过她或者她们，我看到的是一代人的真实生存，也看到这种生存背后难以言说的百感与交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野》确是展示之书，它展示了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乡村的女性的成长历程，在这历程中我们得以窥见时代之变、命运之变、精神之变以及思考之变；同时它又是生命之书，我能看到李凤群在写作中的自我投入，这两位互为表里的女性可以说是取自于她的肋骨，与她大致有着血和骨的贴近；它是女性之书，在这里有女性的成长、女性的心理和女性的境遇，依然让我们继续思考娜拉出走的可能和出走后的可能；它其实也是思考之书，李凤群试图梳理和追问：“她们有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加光明？”什么才是她们可能的路？

透过命运和她们在故事中的处境，李凤群让阅读者和她一起面对，一起思忖。“最后时刻，我顺从了在桃的意愿，开始与随波逐流的生活和解，和平庸的自己和解，和接踵而至的失望和解，有所屈服，有所承担……”在我看来这份和解中有着被压抑的不甘，与其说“我”顺从了“在桃”不如说是“我”顺从了“普遍的生活”，这种顺从是完全的、完整的时下状态，是“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告别锣鼓喧天，方能生出真心欢喜”。最后，李凤群如此说道。问题是，在桃的一生中有真正的锣鼓喧天吗？她是真心的“真心欢喜”吗？

在《耶路撒冷致辞》中，米兰·昆德拉谈论着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调整和改变时说，“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等着聆听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小说常常比它们的创作者们更聪明”，《大野》大约也是那种比创作者更聪明的小说。一方面，李凤群写下的时代印迹会唤起我们的共感力，我们会为她未尽的言说补充和勾填进许许多多，无论是情感上的、记忆上的、思考上的；而另一方面，在桃和今宝的丰富性是可触可感的，李凤群在写下她们的时候没有剪尽枝杈，没有为了自我的想法而过度扭曲她们的成长轨迹，这为多重解读和延伸思考留下了余地；第三，李凤群给出的故事的“歇息处”并不是终点，甚至可能是起点：承受和不断的逃离都必然会归为平静吗?那所谓的和解是不是单一向度的，它其实是“认命”的代名词，它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读小说，我们当然希望能从他者的命运中读到我们的共有和相似，记忆里的某些沉默被它勾起或唤醒。我想我们大约还希望，小说中的那些人、那些故事会引发我们的思考：生活只能如此，非如此不可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或他们，还有怎样的选择？

作者

简介

李浩：生于河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