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老北京人是很讲究节气的。比如每到夏天,在皇宫,男的要脱下暖帽,换上凉帽；女的要摘下金簪,换上玉簪。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而对于住在普通四合院里的百姓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首饰要换,夏天到来时首先要换的是窗纱,然后便是搭天棚了。清竹枝词有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这里所说的“搭凉棚”,便是说无论官宅民宅,只要是四合院,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这里所说的“糊冷布”,就是要在各家的窗户上安上新的纱帘。

不过,能搭得起凉棚的,得是多少有点钱的人家。清同治年间《都门杂咏》有诗专门写道:“深深画阁晓钟传,午院榴花红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阔,不知债负几分钱。”说的便是少钱的人家搭这样的凉棚是要负债的。因此,对于一般人家,帘子是要比凉棚更实惠也更需要的。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可以不搭凉棚,但是,窗帘和门帘,哪怕只是用便宜的冷布糊的和秫秸编的,也是要准备的。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那时候,不少人家用塑料线绳和玻璃珠子穿成珠串,编成帘子；还有的用旧挂历捻成一小截一小截,就像炮仗里的小鞭差不多大小,用线穿起来,挂历的彩色变成了印象派的斑驳点彩,很是流行了一阵。

当然,这是只有住四合院或大杂院才有的风景,人们搬进了楼房里,这样的帘子渐渐被淘汰在历史的记忆里了。记得当年在天坛东门南边新建的一片简易楼里,还曾经见过有人家挂这样的帘子,风摆悠悠的样子,多少还有点老北京的风情。如今,这一带都拆迁了。时代的变化,帘子只是其注脚之一。

老北京的一般人家,大多不是玻璃窗,是那种花格纸窗。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人家那样换成竹帘子或湘帘子,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薄的纱布,好让凉风透进屋里来。这种糊纱布,即竹枝词里说的“糊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儿布”,很便宜。

对于老北京四合院这种房屋门窗的格局,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曾经给予特别的赞美:“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他说得没错,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只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院子里的房子,和他所说略有不同。窗户外面的一层糊窗户纸,里面的一层则糊冷布。糊绿色冷布的有,卷窗很少见。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往上一拉,有一个挂钩,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旁边还有一个支架,窗子就支了起来,既可以挡住蚊虫,又可以让凉风长驱直入屋里。

前些日子,偶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叫《纸窗》。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候,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上,他去那里拜访,办公室是一排平房,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郑振铎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老人对这种老窗,才会有这样的感情。事后,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将纸窗的美和好处,以及人和心情乃至梦连带一起,写得那样的柔和温情。

对于北京的这种纸窗,燕祥还这样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这是温馨的；若是霜天冷月,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可就显得凄厉了。”他说得真好,夏天的夜晚,月光把树和花的影子描在窗户纸上,才是美好的、温馨的,老北京这种用高粱纸糊的纸窗,才最相适配；冬天,薄薄的纸窗,是难敌朔风的扑打的。

后来,我读《燕京杂记》,里边提到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窗户纸叫“玻璃纸,俗谓光明纸,用以糊窗,自内视外则明,自外视内则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玻璃纸,在我们的大院里,倒是看过有钱的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我家的窗户没有全换成玻璃的,只是把中间一块对开的杂志那样大的地方换成了玻璃,也算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吧,很有些阿Q式的自鸣得意。尤其是下雨的时候,趴在玻璃前看雨珠打在上面,又顺着玻璃窗一颗颗地滑落下来,再一滴滴前仆后继地爬上去,是我寂寞童年里难忘的记忆。

后读同治年间的竹枝词:“画堂春坐日迟迟,富贵人家得自宜。不待揭帘知客至,疏窗嵌得是玻璃。”不觉笑话自己当初的自鸣得意。人家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经换上玻璃窗了,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就是随时代在发展呢。

我们大院没拆的时候,我回大院,看到那些花格木窗早都已经没有了,都换成了大玻璃窗。但是,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子和支架都还在,虽然都已经锈迹斑斑,却像是沧桑的时光老人,不动声色地垂挂在那里,任风吹日晒,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我问站在旁边的年轻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他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