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杰

2019年是我的恩师王延海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偶然得到为他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的邀约，我立即不揣冒昧慨然允诺。

从学术或地位上讲，其实我并没有写文章纪念他的资格。延海先生曾得楚辞学大师、学界泰斗姜亮夫先生真传，生前是国内知名的《诗经》和《楚辞》研究专家。他精于传道授业，门下高足众多，我没有传承他的学术衣钵，更没有成名成家。

然而师恩难忘。虽然距我2000年到延海先生新家最后一次拜望他已有近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那样清晰、亲切地镌刻在我的心里。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重，在年少求学最彷徨最艰难的时刻，他曾慷慨地给予我最宝贵的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久，至今还深受其益。惟愿吾师地下有知，于学生之心也就“有戚戚焉”了。

跟延海先生的师生缘分，始于我1992年9月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他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他不是一位特别擅长言辞的先生，却是最具亲和力中的一位，他总是笑呵呵的，而且笑起来特别和蔼，印象里最多的，是他夏天时一丝不苟地穿着或黑或白的衬衫，头发卷曲而平整，给人整洁舒服的感觉。我们这些学生当时在寝室通宵卧谈，以及毕业多年聚会回想当年时，总要提起延海先生惟妙惟肖关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那一段的讲解，一起体味那妙不可言的欢乐。我当时只是按部就班上了先生一个学期的课，跟他并没有单独接触过，但心底里已埋下了对这位亲善和蔼先生的崇敬，以及对先秦文学的喜爱。

跟延海先生私下接触增多，了解和感情逐步加深，是从大三下学期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快结束时才开始的。那时的我是一个十分胆怯内向的学生，直到选修课快结束了，才敢于走上前去跟先生表明准备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他听了十分高兴，给我写了一份三本书的书目：分别是中华书局杨伯峻所作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程俊英所作的《诗经译注》，并很郑重地告诉我，这几本书是搞好古代文学研究的入门读物，一定要好好读原著，“下一番苦功夫”先把这几本书啃下来。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并且给我留下电话号码，让我有问题随时跟他联系。这对于当时的我，恰似“久旱逢甘霖”，让迷茫的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温暖而充满力量。

我拿到书目后十分兴奋，立即跑去把书买了回来，感觉一条通向学术高峰的康庄大道已经在我面前铺就。然而现实很快就让我再次茫然，读原著太费劲了，而且很难记得住，越读越困惑。暑假结束返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先生家登门求教。先生的家就在辽大校园旁家属区的红砖楼内，室内的典雅整洁与室外的老旧形成鲜明对比，先生的书桌围在一排排高大厚重的书架当中，更让我心生肃穆和敬畏。先生和师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耐心地解答我的各种疑问。因为当时距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半年时间了，他又给我开了一个备考应试的专业课书目。此后直到考试之前，我又几次登门或电话讨教，延海先生每次耐心细致解答后，总要鼓励我一番。

然而我辜负了延海先生对我的指教和期待，考研失利对于当时踌躇满志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离校之际，先生反复叮嘱我，明年再考回来，千万不要放弃。第二年，我真的考回来了，但遗憾的是，先生因为年龄原因不再带研究生了。但在读研期间，先生对我提携有加，经常督促和指导我的学业。

先生经常跟我讲，“读书和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一定不要浮躁，不要着急。”虽然我毕业后没有走上自己心驰神往的学术研究道路，但先生跟我说的这些话却一直在影响我，我经常会在工作繁忙之余用一些笨功夫读原著。

我的书架里有四部用旧用破的《论语译注》，包括先生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推荐给我时买的那本。按照他的悉心指导，我从最初的咬文嚼字的细读，到一目十行地通读，直到最后逐字逐句地整篇背诵。然而我越读越不敢说自己读透了这部书，每次诵读都会有跟以前不同的某种领悟。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拿出两三个小时，边喝茶，或者边散步，将这部书整个诵读一遍。学《论语》是学知识，更是学做事，学做人。诵读《论语》有时回想起与先生的几段交往，我愈来愈深地领悟到，先生不止是教我读《论语》，也在用自己的言行教我用《论语》。

感恩先生教我读《论语》，用《论语》，我虽然没有走与先生同样的人生道路，但这部书我要一直努力学着读下去，用下去。学无止境，师恩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