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雷锋受聘担任抚顺本溪路小学校外辅导员，当时读5年级的陈雅娟在聘请大会上亲手为雷锋叔叔系上红领巾。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和同学们聆听雷锋叔叔的教导，除夕夜到雷锋叔叔连队一起联欢，把自己的理想说给雷锋叔叔听……她说那是同学们一生中最宝贵、最幸福的时光。

在雷锋叔叔牺牲前两天，她见过雷锋叔叔最后一面，当时还提醒雷锋叔叔不要忘记参加两天后的开学典礼。雷锋叔叔牺牲后，她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女话务兵，刺破手指写血书要上珍宝岛前线……

回到地方后，她工作恪尽职守、廉洁奉公，面对利诱不动心，面对威胁不妥协，遇到事情总是想“如果雷锋叔叔在的话，他会怎么做”？以雷锋叔叔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从学生时代到退休后，50多年里陈雅娟已经做过近2000场报告，听众近百万人次，她说自己大半生是在追随雷锋、学习雷锋，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长大，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懂得更多雷锋精神的实质——“不追求个人的私利与安逸，将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更加美好而无私奉献作为自己幸福的源泉。”

亲手给雷锋叔叔 系上红领巾

58年前的1961年8月，陈雅娟升入小学五年级，整个班级转到了抚顺市望花区本溪路小学（现雷锋中学）。因为品学兼优，她在学校担任少先队副大队长。陈雅娟的父亲是一位老八路，她从小耳濡目染，对解放军战士有种天然的亲近情感，对雷锋叔叔更是格外敬爱。

雷锋所在部队和学校只隔一条小马路，陈雅娟向大队辅导员建议聘请雷锋担任校外辅导员。建议得到了大队辅导员的支持，第二天她就和同学拿着介绍信来到雷锋所在部队……让陈雅娟和同学们惊喜的是，雷锋不但担任了学校少先大队的校外辅导员，还兼任了陈雅娟所在的五年级四中队的校外辅导员。

在学校举办的聘请大会上，陈雅娟第一次站在雷锋叔叔面前，为雷锋叔叔系上了红领巾。“红领巾把我们和雷锋叔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雷锋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是近距离接触雷锋最多、聆听他教导最多的几个学生之一。”11月15日，陈雅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无限感慨。

陈雅娟说，当时同学们对雷锋叔叔的称呼并不一致，有人叫“雷辅导员”，有人叫“解放军叔叔”，还有人叫“雷叔叔”，“这些称呼总有些拗口，大伙觉得还是叫‘雷锋叔叔’最好听，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就对雷锋说‘以后我们称呼您雷锋叔叔好不好’？雷锋笑着回答‘好啊，叫什么都没问题，只要你们喊得顺口就行’。”

从此“雷锋叔叔”成了同学们心中最亲切、最温暖的称谓，也是一个时代对雷锋的最美称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在雷锋叔叔身边的一年多时间，陈雅娟心中仍充满感激，那是让她受益终身的最幸福、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雷锋叔叔逢人便笑，一笑起来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

雷锋牺牲前两天

见最后一面

陈雅娟回忆，雷锋叔叔对同学们不是简单直接说教，“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玩抓特务游戏，折下柳树技编成圈戴在头上伪装，正玩得起劲儿的时候，雷锋叔叔来了。”

同学们向雷锋叔叔跑去，还有同学问“雷锋叔叔，你看我们头上戴的伪装是不是很威风”。“雷锋叔叔说你们是很威风，可是小树要倒霉了。如果大家都来折树枝，这树可就活不成了。你们都是国家的小主人，要学会爱护一草一木才对呀！”陈雅娟回忆，同学们听到雷锋叔叔这么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爱护公物、保护自然的意识在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1962年除夕夜，全班同学来到雷锋叔叔所在连队一起开联欢会。雷锋叔叔问大家都有什么理想，同学们有的说长大了想当工程师，有的说要当作家，有的说喜欢当老师。“雷锋叔叔说你们的理想都很好呀，个个都是人小志气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想当工人、当农民呢？一下子把大家问住了。”陈雅娟说。

她回忆，“雷锋叔叔说我们吃饱肚子不挨饿，不能忘记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养育了我们；我们今天有衣服穿不挨冻了，不能忘记是纺织工人织成的布温暖了我们，我们不但要爱惜他们的劳动果实，还要懂得不管干什么，只要是对人民有益、对国家有益，就都是光荣的职业。”

陈雅娟说，最后一次和雷锋叔叔见面是1962年8月13日，“快开学了，我和同学们到部队向他汇报暑期的学习情况。雷锋叔叔说下学期是你们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了，一定要再接再厉。”临走时，陈雅娟提醒雷锋叔叔别忘了8月15日来参加开学典礼，“当时雷锋叔叔笑眯眯地说‘放心吧，我忘不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参军写血书

要上珍宝岛前线

像雷锋叔叔那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一直是陈雅娟的梦想。1968年她光荣入伍，成为沈阳军区长途电话站的一名女兵。“当兵那天起，我就一直想着雷锋叔叔的话，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我们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她说。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她听说要从军区通信总站抽调一些人去参战，就刺破手指写血书要求上前线。很快陈雅娟被批准上前线，担任前线总指挥所的话务员。前线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天寒地冻，睡在野战帐篷里常常会冻醒，但她和其她女兵一起准确无误地接转着每一个电话，此外还和男同志一起挖战壕、修掩体、架线、撤线。

“有一次，离驻地4公里的地方有个仓库起火了，我刚下夜班要吃饭，听说后赶紧上车去救火。”陈雅娟回忆，战士们冲进仓库抢运物资，忽然有人喊“仓库里有雷管，小心爆炸！”但大家管不了这么多，没一个人退缩，用了3个多小时抢运出了大部分物资，战友们被熏得漆黑，很多人眉毛头发都被烧了，手脚烫起了大水泡。她说，“根据我的表现，获得营嘉奖一次。如果雷锋叔叔健在的话，也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1971年，陈雅娟被选送学习，驻地的大连金县实验小学聘她当校外辅导员，“我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讲雷锋故事；我送给孩子们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和他们一起做雷锋叔叔送给过我们的‘三件宝’：节约箱、储蓄箱、针线包。”当时金县团委号召全县捐款新建少年宫，陈雅娟立即把自己一个月工资50元全捐了出去，平时她经常用自己省下的津贴给孩子们买故事书、理发工具和学习用品。

陈雅娟生病到沈阳住院，孩子们听说后凑了100多个鸡蛋，托12次列车长带到沈阳。看着每个鸡蛋上都写着“我们想念辅导员，祝辅导员早日恢复健康！”“盼望辅导员早点回来！”时，陈雅娟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从那时到现在，陈雅娟担任过全国近百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辅导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工作中不受利诱、

不惧威胁

1987年，陈雅娟转业回到抚顺，分配到市烟草专卖局，第三年出任烟草局新成立的烟草市场治安派出所所长。陈雅娟回忆，当时全所9个人负责管理全市6000多户烟草经营单位和个体户，“这个工作专门得罪人，经常和那些不法烟贩子打交道。”

陈雅娟执法严格，有烟贩子为打开方便之门找她送礼吃饭，还有人直接往她兜里塞钱，都被她严词拒绝，“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有人威胁说要花2万块钱买我的人头，还有的说要开车撞死我，我都没怕！”

就在她担任所长不久，工作中查扣了一批非法购进的卷烟，烟贩子闯进她的办公室大喊：“你必须把烟一条不少地还给我，否则老子跟你没完！老子刚从监狱出来，什么都不怕！”陈雅娟毫不退让，“你威胁我没用，我是从战场下来的！死都不怕，难道怕你不成？！”一身正气的陈雅娟喝退了不法烟贩子，但她心里并不是没有害怕过。

“当时我儿子正在念书，为了孩子的安全，我把他从市里的重点中学转到郊区的一所普通中学。”陈雅娟说，当时自己为孩子和家人的安全担心，“我父母甚至带着哭腔求我，不要再当所长了，但我始终记得雷锋叔叔的教导，怎能不坚守岗位，怎能只图个人安全呢？”

一位姓郭的老大爷违反了烟草专卖条例，而且许可证没办年检，“兜里的钱坐车都不够，哪有钱交年检费啊？”陈雅娟自己掏腰包替老大爷交了年检费，“从1989年当所长到1992年当副局长，我一直抓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十几年经我处理的大小案例有7000多起，没有一个提出上诉的，我没喝过烟贩子的一口水，没收过一份礼、一分钱！”

让陈雅娟觉得对不住的是家人和孩子，“我日夜忙于工作，家里大小事都是我丈夫来管……他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工作也很忙，孩子生病多数时候是他陪着去，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把宣传雷锋当成

一生的使命

面临公与私的选择、出现困惑时，陈雅娟常一个人或者约上朋友到雷锋叔叔的墓前，静静地站一会儿，默默地念叨念叨，问自己“如果雷锋叔叔在的话，他会怎么做？”，心里就敞亮、平静、温暖起来。“我总觉得雷锋叔叔从来没有离开，他总是在关注我，指导我，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处理起任何事情来都更加坚定、自信、坦然。”陈雅娟说。

1990年沈阳大北监狱的一个抚顺籍犯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陈雅娟的报道，就给她写信。接到信后，陈雅娟专程去监狱探望，给他带去4本有关雷锋的书籍，鼓励他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造，出狱后努力做一个好人。当年中秋节，陈雅娟拎着12斤月饼盒和水果，再一次去沈阳看望12名抚顺籍犯人，“监狱领导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座谈会，他们每个人接过节日礼品的时候都哭了，后来他们听说抚顺成立雷锋基金会，自发筹集了100多元钱寄来，让我也很受感动。”

从1963年开始，陈雅娟经常到学校、工厂、机关和部队去做雷锋事迹报告，把宣传雷锋当成一生的责任和使命。不论学生时期还是工作以后，不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也不论工厂还是农村，不管人多少、路远近，只要有人找，陈雅娟都乐意去。粗略算下来，50多年陈雅娟已经做过近2000场报告，听众近百万人次。

陈雅娟说，自己大半生是在追随雷锋、学习雷锋，在雷锋精神的熏陶下长大，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懂得更多雷锋精神的实质，“不追求个人的私利与安逸，将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更加美好而无私奉献作为自己幸福的源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