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中国人叫母亲为妈妈，父亲为爸爸。

外国人的叫法也差不多，甚至有的完全一样。这令人觉得非常奇怪：相隔千山万水，千百年来哪能事先开会约好？

想来想去，其实用不着坐到苹果树底下就能弄清楚：“妈妈”是吃；“爸爸”是拉。

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吃进去，拉出来。头若不顺，就出险象。尊敬的读者自己可以神会。

“妈妈”这两个字跟吃奶的关系；“爸爸”这两个字跟拉粑粑的关系。其中不存臧否意义。人们遇到危险，疼痛之际只喊：“我的妈呀！”而从不叫“我的爸！”豪强欺辱人时却会令他喊“爹！”不叫喊“妈！”不太像严格的礼数之教。

世上最娇气可爱使性撒娇的小丫头，一旦长大结婚生子，你看她把孩子温柔地拥在怀里，那场面跟圣母玛丽亚有什么两样？世上李逵、鲁智深般鲁莽汉子，看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都会轻声细着嗓子跟孩子打招呼。全世界粗汉子不约而同，毋需关照。

这些事，没有历史和社会规矩，是天性。

意大利中部有个地方叫做“乌比诺”，一个名叫乔万尼·桑蒂的平凡画家在那里出生。他清楚自己的艺术修养远远超过自己的艺术技能。他并不气馁。一四八三年相当于明孝宗前后。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拉斐尔。乌比诺跟佛罗伦萨、佩鲁贾三个地方恰好像个等边三角形。佩鲁贾有位大画家佩鲁吉诺很教乔万尼·桑蒂佩服，他于是在佩鲁贾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在教堂里谋个壁画打杂工作，乘势跟佩鲁吉诺套近乎，成为好朋友。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他才开口，向佩鲁吉诺开口，想让十四岁的儿子拉斐尔拜他为师。

佩鲁吉诺一见到这么有教养，有仪态，善良的拉斐尔，马上就答应了：“天啦！他长得多美！”这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哎呀呀！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和我来往，原来是为了让儿子跟我做徒弟。其实你当天带他来，我也会马上答应的。”

拉斐尔跟佩鲁吉诺做了四年徒弟，到十八岁离开佩鲁贾到佛罗伦萨去。那是一五零一年的事。

佛罗伦萨这时候谁在那里呢？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二十五岁的拉斐尔去罗马，帮教皇朱利利奥二世一直干到一五二零年三十七岁逝世。（相当于明朝嘉靖年）

乔万尼·桑蒂为了帮儿子找师傅，像间谍特务忍着性子跟人去搭交情，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枉做爸这个称号。

拉斐尔的遗体埋在罗马万神殿第一号神庵里，第二号才是皇帝爷和其他大人物。

几十年前，北京城有位姓王的读书人家，生了一群男女孩子，没有任何靠山地从容简朴过着日子。本人爱好点书法图画，也注意孩子们人格的培养，孩子们都濡染了正正当当的文化教养。我说的这个王家，主人名叫王念堂。我跟王家不熟，也没有过往来，只记得几十年前这王家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得了世界儿童画比赛的优美奖品。那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刚正式进驻帅府园新盖的大厦不久，发奖的那天是由美术家协会展览部负责人郁风大姐主持，那个得奖的儿童名叫王明明，穿着一套齐整的衣冠接受了来自国外的精美纪念奖品。（我当时好像是美协的常务理事分得了一些这类有趣的照片），王念堂先生一辈子专注两件大事：培养、维护孩子群的高尚文化兴趣。保持全家十几口老老小小免受冻饿，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艰难环境中让明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

这像个高树上的大鸟窝。十几只老老小小蹲挤在窝里嗷嗷待哺，王先生夫妇来回哺食居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艺术性和前途。听起来好像是讲笑话，实际上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居然做到了。王家的事，讲到这里为止了。

最后讲一讲上海。

我脑子里存有不少上海爸爸们可歌可泣的逸事。有的是亲眼看到的，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电视或报上看来的。这里写下的故事未必比上海本地人清楚，我连姓名都忘记了。上海是个音乐密度很高的地方。一位训练儿子拉小提琴的爸爸严格得要命，放一粒捆着小绳子的水果糖在儿子嘴里，另一端绳头紧紧捏在手上。两只耳朵和一双眼睛盯住儿子的手指头和提琴，只要出现一丝丝纰漏，马上抽出水果糖来训斥。

我的天！多少年前的事了！尊敬的小提琴家和尊敬的小提琴家的家人，我向你们两位请安致敬。

想起你们两位，我就觉得人生多么灿烂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