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作家路遥（1949.12.3-1992.11.17）诞辰70周年。

说到路遥，必然要说到路遥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作协举办了“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讲座，以最隆重的方式怀念这位42岁就英年早逝的作家。

在深情回忆、太息扼腕之外，关于《平凡的世界》的种种争论，依然没有息止。

三十多年来，《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成为畅销书。而在学界，《平凡的世界》产生的持久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吸引评论家们反复回到这个一度被轻视的文本。

路遥以中篇小说《人生》在文坛获得盛誉。当时，许多人认为对路遥来说，《人生》的高度已不可逾越。《人生》之后，路遥誓要“创作一本大书”“向陕北的历史做交代”。他花费六年时间，阅读、采风、搜集素材，写下了三部六卷长达百万字的长篇著作《平凡的世界》，全方位地“展现1975-1980年间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

在《平凡的世界》全卷正式出版并斩获“茅盾文学奖”后不久，年仅42岁的路遥因病离世。而这部他用生命撰写的小说，从呱呱坠地时遭杂志社拒稿、评论界冷淡，到三十年后创下累计1800万册的销量，完成了在当代文学史上极富特异性和戏剧性的经典化过程。

在众说纷纭中重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历史现场，不难看出，正是电台广播在作品传播中起到的不可思议的作用、社会历史境遇的变迁、茅盾文学奖的加持、乃至作家早逝赋予作品的神圣光环，一步步将《平凡的世界》推向崇高的位置。

问世

1986年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之后，投稿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小说的手稿首先被交到去陕西组稿的《当代》杂志青年编辑周昌义手里，因为读起来“慢”“啰嗦”、缺乏“悬念”而遭到婉拒。接着，手稿又被递到一位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手中，这位编辑读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断然向路遥退稿。

陕籍评论家李炳银回忆说：“《平凡的世界》当时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看好。路遥曾经给我打电话说，北京都没看上。我问他是不是坚持一定要在北京发？他说不一定，只要能发就行。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介绍到广东的杂志社发表。”

最后，经由李炳银和诗人子页的推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在《花城》杂志第6期全文刊发。单行本也在同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为扩大影响力，刊发之后，《花城》杂志与《小说评论》杂志共同在京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举办了研讨会，地点在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根据路遥的忘年小友厚夫在《路遥传》里的记载，路遥虽然经历了同年春天被期刊和出版社拒稿的打击，做足了遭冷落的心理建设，但对研讨会还是充满期待。“他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接受中国文学评论界考官严苛的审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在西方思潮的刺激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文本实验，在那几年里，莫言出版了《红高粱》《酒国》，贾平凹写出了《商州》《浮躁》《妊娠》……而以余华、格非、马原、苏童等青年作家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更是锋芒毕露、声势夺人。在此氛围中，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就的《平凡的世界》无疑是一个异数。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遭遇这个事情，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人家都在搞意识流，都在搞先锋派了，都在搞魔幻现实主义了，你还用这种老套来写。实际上很多人只是看到现象表面，各种主义不过是对生活的游离。而现实主义——当年秦兆阳讲《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我们的现实主义，至今我都认为，从来没走到广阔的道路上。”李炳银慨叹道。

所幸，文学评论界的冷淡并没有彻底浇灭路遥的创作热情。他坚信自己遵循了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部我是有节制的”，而将外界的批评当作对接下来创作的一种激励。“我急迫地、但也更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部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十分满意的建构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填补。”

很快，他以饱满的激情和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和修订工作。1987年7月，路遥致信《花城》副主编谢望新，捎去呕心沥血完成的第二部手稿，希望能再次在《花城》上发表。这一次，由于《花城》编辑部人事变动，“内部意见分歧，排发受阻”。事实上，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评价不高，第二部在小说公开出版前一直未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刊发。

广播

1987年初，路遥受中国作协邀请参加一个五人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出国前在京期间，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续广播”编辑叶咏梅在电车上偶遇。

叶咏梅早年曾在陕北黄陵县插队，与路遥相识。后来她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人生》出版后对路遥进行过采访。在京城拥挤的电车上，眼尖的叶咏梅认出了路遥，并从他口中获知《平凡的世界》这部最新作品。

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覆盖面最广、最具有渗透力的大众媒介。1988年3月27日至8月2日，长达126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节目播出，在全国引起惊人反响。

路遥朴实流畅的文风，加之艺术家李野墨精彩的诵读，让《平凡的世界》首先通过声音的载体，敲开读者的心扉，传遍千家万户。厚夫在《路遥传》里写道：“1988年，《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形成人人争着听收音机的情况。当时，从城市到乡村，从厂矿到学校，从机关到军营，每天中午12点半，人们都会自觉地围在收音机边，静静地收听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统计，《平凡的世界》当年的直接受众超过三亿。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亿多受众当中既有具备阅读能力的读者，也有无法识文断字的下层民众。在节目播出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两千多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也创下“长篇小说联播”历史之最。

广播的播出异乎寻常地带动了纸质书的销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顾志成后来在《广播的威力》一文里透露，《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刚出版时只印了三千册，基本无人问津。经广播播出后，销量直线飙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至199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之前，出版社已反复加印，售出几十万册。

广播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成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的精神支撑，成为这部百万字的长篇最终完稿的“助产士”。当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路遥正处在第三部的攻坚阶段。此时的他生活艰困、病体孱弱，婚姻也亮起红灯。

“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他在《我与广播电视》一文里说。

在长篇小说漫长的写作道途上，任何一点内部或外界的扰动，精神与身体的挫折，都可能毁掉一部杰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电台广播的鼓舞作用，内外交困的路遥很可能无法将这部百万长篇顺利收尾。

茅奖

在此之后，局面豁然开朗。

1991年3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五部作品共同斩获茅奖。

当年的茅奖评委会由丁宁、马烽、刘白羽、冯牧、朱寨、江晓天、李希凡、玛拉沁夫、孟伟哉、陈荒煤、陈涌、胡石言、袁鹰、康濯、韩瑞亭、蔡葵等17人组成。其中，蔡葵和朱寨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甫一面世时便是其坚定的支持者。

从文学界的集体冷淡到授予最高文学奖项，几年之间，是什么促动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上世纪90年代早期，现实主义文学重新获得了主流话语的重视。另一方面，并非没有文学评论家为《平凡的世界》摇旗呐喊。包括曾镇南、丹晨、李健民、李星、王愚、张梦阳等在内的多位文学评论家都为《平凡的世界》书写并发表过正面的评论。1988年12月，《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葵也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文章《<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力挺路遥的创作。

当然，更多的文学界、学术界的精英，在1986年朝内大街166号举办的研讨会之后，保持了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为路遥赢得读者和殊荣，但在日后的文学史写作中，却常常不被提及或仅被一笔带过。在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路遥只有简略的介绍，作品仅提及《人生》。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也仅选入了路遥的《人生》。对于当年未将《平凡的世界》写入文学史的原因，洪子诚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刚开始可能是疏忽，后来可能是重视不够。”但他也坦言，“当年主要认为它在思想艺术上提供新的东西有限。现在没重看，不好说。不过它现在地位这么高也很奇特，或奇怪。”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眼里，“路遥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宽度和厚度以及复杂性。”“如果我将来撰写一部当代文学史，路遥一定会被置于重要的地位。”杨庆祥告诉南都记者。

疾病

最终将路遥以及《平凡的世界》一举“封神”的，并非文学史、评论家或茅盾文学奖，也不是路遥雄心勃勃的“国际大奖”，而是疾病。

在路遥的同事和朋友们眼里，他一直“体壮如牛”“精力过人”。1992年夏天在延安医院查出肝硬化腹水晚期，并很快进入濒危状态，着实出人意料。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后来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透露了端倪。路遥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罹患肝病，却因种种原因采取了隐瞒和硬扛的“鸵鸟策略”。

王天乐写道：“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突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桌子上。……第二天，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原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得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

路遥隐瞒病情，迁延医治，导致病况不断恶化。1992年9月5日，路遥从延安乘火车紧急返还西安，转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

关于路遥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的所在，作家航宇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一书里，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描写：

“那是一个阴冷而与外界几乎隔离了的地方，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安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面有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把这个传染科围得严严实实。而传染科的大门管理得相当严格，没有陪人证，任何人无法随便进去。”路遥“一直不情愿”去传染科医治而求助于中医，或许正出于一位知名作家对沦为“不正常人”和“被排挤者”的巨大恐慌感。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眼前的路遥完全是脱相的，虎背熊腰成了瘦骨嶙峋，人瘦了以后关节突出得很大。我写路遥是从7号病房开始写起的，那个情景太震动我了。”路遥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张艳茜在“不朽的星辰——路遥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上回忆道。

三个月后，1992年11月17日，路遥于西京医院撒手人寰。此时离他斩获茅盾文学奖仅过了一年半多的时间。

翌年才面世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让读者第一次知悉了路遥的创作状态，它是一个比《平凡的世界》更加感人的故事：“每天工作18个小时”“神经紧绷”“五官溃烂”“大便不畅”、每天凶猛地抽掉“两包烟”以及极度凑合、缺乏规律的饮食，写到第二部最后，他甚至感到“身体的弦彻底崩断”。一系列记述，勾勒出一个“不疯魔不成活”，以性命为代价追求文学荣耀的作家形象。

而路遥生命最后的守护者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1993年）、《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2019年），路遥的忘年好友厚夫撰写的《路遥传》（2015年），路遥在陕西作协的同事张艳茜撰写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2013年）等等，从旁观者和朋友的角度，加深并印证了对路遥的这一认识。

可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和逐渐面世的多种路遥传记以及回忆文字，共同缔造了路遥的人生文本，这个文本真实、饱满、崇高、悲怆，和路遥人生中最后一部小说构成深刻交织的互文。没有一位后代读者，在阅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眼前不浮现作者带病著书的顽强姿影，并因此心生敬畏。

路遥本身的——或者说，由文本塑造的作家路遥的巨大的人格光芒，照耀和抚慰了此后的一代代读者。阅读《平凡的世界》，无疑也是在阅读路遥的“肉身成道”，路遥的“凤凰涅槃”。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