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雄潮

我是1979年上的大学。到今年，入大学整整40年了。

回忆4年大学，以及毕业以来的过往经历，收获满满，幸福满满。

掌握了方法。明了做学问很苦，而所有做学问的方法都是很苦的。所谓掌握了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单单给古代史句读就不是一般人能吃的苦。我虽没有句读过完整的二十四史，但上学期间及毕业后也下过不少这样的功夫。现在看一些文章，我总怀疑这也叫学问？前人说，板凳要坐十年冷，真是没有一丝虚言的真知灼见。现在自己做的是新闻工作而非文学研究，记的各种笔记也有上百万字了。作为两年出一本书的自我要求，我希望今年能有第二十本著作出版。

学会了判断。记得当年自己的一些作业，老师多批上“这也是一说”的评语。当时以为这远不如得个“优”“良”来得好些。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做学问，就是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可以自圆其说的“一说”来。而这样训练出来的眼光，与在自己后来从事的新闻工作中，常常能在别人看不到新闻的地方看到新闻大有关系。

获得了知识。我上中学的时代是文化缺失的时代，无书可读，就背《新华字典》。上了大学后，自己就像是一块干海绵被扔进了海里。当年几乎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书，每次两三本。加上在阅览室看的书和自己买的书，四年下来，至少读了七八百本。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每月仅是阅读的报刊就有二三十种。今年装修房子，女儿帮我搬家，说我的书至少有三吨重，为此还多付了数千元的超重费。

懂得了感恩。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在全国称得上是最优秀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温暖而幸福。教我们最多课的是章培恒老师，他是复旦三位文科的杰出教授之一，一部《（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新著》至今在我案头，时不时翻阅。他的许多名言到如今还在我们同学的口头上流传着。他是蒋天枢的学生，陈寅恪的再传弟子。我的论文研究的是秦观，辅导我论文写作的是王水照老师，他对钱钟书老先生执弟子礼，文章写得极是漂亮。中学时代我买过一本《宋代散文选》，就是王水照老师注释的。教我们课的陈允吉、夏仲翼等许多老师都是各个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还有我们的辅导员陈尚君老师，他所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一万两千多篇，让人瞠目结舌。老师们的学术成就让人高山仰止，能有这样的人生际遇只能说幸福了。我有时想，单凭这一点，这辈子就应该去做做学问的。

知道了坚持。大学四年，不说明什么问题。毕竟工作以后，大多数人都会有9个到10个四年。四十年的努力，才能决定我们一生的成就。我知道自己爆发力稍弱，但持久力却不是一般人可比的。对某件事情作最长久的坚持，正是自己的擅长，这也是自己没有被人拉下太多的一个保证。

获得了友谊。我大概是在11岁的时候喜欢上诗的，上大学时很想在诗歌方面有点进步，将来当个作家。许多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号称在中学时代就看了一阁楼的古书，这我完全相信。当我在背唐诗宋词时，他在看《十三经注疏》，而且一目十行，而且能够复述。我时时向他请教，而写的那些诗，被他骂了四年“臭不可闻”“俗不可耐”。直到快毕业时，他才对我的某首诗评价道：这首还行。没有他的批评，我可能还在“臭”与“俗”的层面徘徊。现在很难遇上这样的诤友了。即便有，也未必有这么高的眼光和水准。

因为中学时，我很不愿意当老师，填志愿的时候一所师范大学都没有填。但我后来的看法变了，想想大学里的那些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自己应该把他们的衣钵传下去。现在我想，把我的老师的光芒通过自己折射在学生身上，是我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