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小说《寻找张展》中的“寻找”，包括“为什么找”和“怎么找”，最后却落笔到“寻找谁”上，变成了张展对父母的寻找。请问您的“寻找”路径是如何设定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

孙惠芬：父与子的困境，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常常想到一个镜头，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里那个在船上与老虎搏斗的少年派，我们这代父母，其实和我们的子女同在一条船上，有时候父母就是老虎，让弱小者与之搏斗，可当时代的惊涛像老虎一样逼近，父母又和子女一样成了弱小者，而最为可怕的是，做父母的往往容易畏惧，因为追求文明和进步往往会成为我们随波逐流的借口。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小说里写了三个层次的寻找：一是叙述者儿子对张展的寻找，这是同代人对同代人的寻找，他和张展，我努力把他们写成一个人立体的两面。二是叙述者“我”对张展的寻找，我也努力把“我”和张展的父母写成同一代人立体的两面，当在寻找中发现，“我”原来和张展父母一样，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老虎”，觉醒也就在寻找中发生了。第三，就是张展对父母的寻找，这是小说里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父亲活着，张展无法走上寻找之路，这是残酷的，可人性就是这么残酷，不堕入深渊，就不会有本能的求救需求，从而也就不会在滑落中升飞，最终抵达精神高地。

辽沈晚报：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张展是问题青年，然而，问题青年是否和问题父母、问题家庭、问题教育有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而我们身处转型期，问题可能更多、更集中。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打算要写张展这样一个人物的？您最初对张展形象塑造的心理预期是怎样的？

孙惠芬：写作之前没有预期，有的，只是寻找。在时间的历史上，循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代人的踪迹；在心灵的历史上，循着这代人与他们父母、老师、同学、学业等关系的踪迹。他们夹杂在时代的洪流里，与密密匝匝的人群为伍，你分不出谁是谁，可你只要盯住一个人的身影，向他一点点走近，你就发现他就是他，他和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谓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父母，其实是分数、升学、攀比、成功等时代洪流下残留的垃圾。事实上小说里的张展一直保持了初心的纯度，他健康、敏感、倔强、心不被身役，他之所以变成问题青年，是因为周遭的价值观发生移位，小说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得以展开的。

辽沈晚报：张展的父母不理解孩子为什么小学二年级就要离家出走，三年级就出去流浪。事实上，这源于小表姐梦梅的死，被一个巨大的谎言、阴谋掩盖了真相。张展对爸妈信任的破产、感情的破产充斥了他的童年。心灵的创伤是内伤，无法愈合。张展的父母原本不该是这样，却因自身的麻木与明哲保身种下了苦果。这个情节的设计可谓准确、到位，推波助澜。对于这个情节设定您作何考虑？请谈谈您的想法与深意。

孙惠芬：谢谢你的发现。车祸细节，是人性异化的典型细节，最初想到它，我兴奋不已。当然也是多年之前的一个积累。如果说后边父亲雕刻家具的细节使儿子生出要了解父亲的愿望，那么这个细节则为最初的寻找找到了精准的方向，如同为开掘存封于岩石下的矿藏找到精准位置——我一直觉得，张展的形象原本就在那，在一块岩石下面，而某种神秘的契机让你来开掘他。在创作过程中，许多细节的到来都猝不及防。

辽沈晚报：这部小说读来令人感觉充满悬念。您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运用了哪些写作技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孙惠芬：我想这与技巧无关，与活着的深度有关。当你有机会深陷过命运的深渊，也便像一个探险者探入了大海的底部，各种珍奇的珠宝信手拈来。

辽沈晚报：作品不但呈现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药家鑫、李刚等曾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在小说中都有涉及，还对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描写。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孙惠芬：虽然从没想到要写一部有关“90后”这茬孩子的小说，可一旦动笔，伴随儿子成长的母亲角色还是在起作用，或者可以说，没有这么些年来与儿子搏斗的疼痛和与周边环境搏斗的切身体会，根本就写不了它！当然，写作之前，我采访了十几个正在读书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这时我发现，不但我和儿子、儿子和张展、张展和他的父母同在一条船上，我们和药家鑫、李刚以及他们父母也同在一条船上。当时代风暴不断侵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这是寻找带来的收获。

辽沈晚报：听闻您特别注重实地调查采访，但真正采访来的《生死十日谈》却写成了小说。您如何看待虚构与非虚构作品的差异，如何看待想象力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孙惠芬：一直以来，都喜欢非虚构方式给作品带来的力量感，但那时还没有非虚构这种提法。当年读美国作家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小说讲述南北战争结束时，一个士兵为了自己所爱而返回家园的多灾多难的旅程。那里不管是时间上的历史、心灵上的历史，还是男主人公一路经过的山川大地的地貌，所见树木植物的物种属性，都在把你带入深深的现实时，让你感受到震撼的力量。那时就有在自己的创作中去实践的想法。《生死十日谈》是个例外，意外地加入一个自杀调查团队，拥有了许多一手材料，小说非虚构机理自然生成。而《寻找张展》不同，他纯属虚构，之所以造成非虚构感觉，是有意而为。小说出版后，很多读者问我，是不是真有一个张展？我忍不住发笑的同时，有一种实践成功的小小得意。还是要强调那句话：用非虚构的写法，是为了更深地浸入现实，这更考验想象力。

辽沈晚报：您创作了《歇马山庄》《致无尽关系》《秉德女人》等多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在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心血耗尽”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写作而面临失眠、烦躁等困扰？如若有，您又是如何排遣内心的负能量，回归正常的轨道的？

孙惠芬：持续地写作，确实需要持续地积蓄能量，这能量来自对经典的阅读、对社会的阅读、对世道人心的阅读。在我看来，只要感受力永不衰竭，心血耗尽也会慢慢养回来。有时候因投入太深了，会偶尔失眠，但烦躁，从未有过。写作于我，早期是出走，是向外，向着远方，远方风景无限，满怀期待；现在是还乡，是向内，向着内心的家园，家园安详自在，一程程靠近，喜悦渐渐盈满……

辽沈晚报：《寻找张展》被业界视为您的转型之作，您也曾说过，写完这本书后，你才感觉自己是一个作家。对此您作何感想？

孙惠芬：我确实说过这句话，不过它针对的不是作品转型，我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写作要转型。前边说过，这是一次偶遇，属“意外怀孕”。我指的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虚构故事的能力，是在一个相对短的篇幅里讲一个内蕴丰富、思想深刻、有着厚重精神含量作品的完成度。写到最后一刻，当张展栩栩如生地站在面前，我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和欢欣。

辽沈晚报：虽然您是一位女作家，但您说过，您的作品并没有只为女性发声，而是关注到每一个生命维度。那么，您的作品如何既保有女性的写作特点，又能关照芸芸众生？

孙惠芬：希望在写作时中性和客观，更开阔更宽广地去感受生命了解人性，体察生而为人的丰富复杂，我想这差不多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理想。但落实到实际，可能还是另一回事儿。最近在南京图书博览会上，评论家汪政老师就说我在书写中国式的女性主义。实际上我是地道的男权主义者，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承认男权的地位，但因为童年、少年在大家庭里长大，爷爷很早去世，父亲在我出生不久后边双目失明，哥哥们都在外面工作，支撑日子的全是女人，我作品中的女人总是在不被命名的地方强大，这不是有意保持什么特点，是童年少年生活的影响所致。只不过那不被命名的地方，也是有名字的，叫精神世界。

辽沈晚报：此前，您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和《上塘书》曾入围第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在今年，《寻找张展》又再次成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对于多次入围却始终未能获奖，您如何看待？

孙惠芬：哈，挺有意思的。我不想写反映“90后”一代的《寻找张展》，可总有人在后面追着我；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非常想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可它又总是擦肩而过——虽然从没有为获奖写作。我是想，如果套用儿子的话，就是这没有道理的背后，一定有着它的道理，或者隐藏着什么秘密。这秘密涉及作品的命运、人的命运，涉及更为复杂更为深广的东西，它或许需要终其一生来解读。但不管是什么，有一个东西显而易见，那就是，越多地去经历，越能识别生命中那个最为重要的东西——安详。在还乡路上识别安详，这是经历赐予我的重要财富！

名家点评

在看似琐细的两代人的隔阂与隔膜的矛盾纠葛中，实际上写了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作品还写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这样就使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代人分裂之后的相互寻找和尽力弥合。 ——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白烨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