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可以说，我没有读童书的阶段。那个年代的童书也非常少。在我印象中，学校里常有的无非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再小的孩子读《小朋友》。当时也有比较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三毛流浪记》，还有《大林和小林》。我在小人书铺里读到的童话有《狐狸列纳德的故事》。当然也读过安徒生。

通过读小人书，直接就进入了成人文学作品的领域。上中学之后，开始寻找成人书籍。实际上这种寻找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并不因此意味着就和小人书告别了。有时候要看成人的书，有时候还是进入到小人书的世界里。因为看小人书类似看电影。它的绘画极有水平。当时中国有一批极有水平的小人书画家。还有，你所能接触到的成人书籍不如小人书的类型和内容丰富。

我们新大院的邻居家有一户是收废品的。当时收到了很多别人家里处理的书籍。在那个时期，又读了较多的社会学书籍，比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甚至读到《法国革命史》。在我印象中，我接触过两种版本的《法国革命史》，而最奇特的是，我还接触过写在大稿纸上的，字迹非常清楚、俊秀的一部翻译书的书稿，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可能因为时代原因，无法出版，索性就处理掉了。

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里做过代课老师。有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图书馆，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平时我接触不到的书。比如《白鲸》《静静的顿河》，那时候我已经读过《简爱》《红与黑》等等。

所以下乡之前，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时期的阅读史，跨越了读童书的阶段。可以说把国内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包括优秀作家的散文集基本上都看完了。

下乡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书的。我们兵团有一份报纸叫《兵团战士报》。因为交通不方便，到达我们连队至少要一个星期。只是对开的一份小报。即使那份报也是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几乎把每一行字都读过。在我们指导员的家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厚本硬壳的书，叫做《俄共(布)苏维埃政治文件汇编》，我也会把它借回去读。因为那种行文和我们读过的行文还是不一样的。

1974年我受到推荐，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全校所有的专业开放，还有一个小的图书馆是中文系的图书馆，书更丰富一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见过林语堂的书，没见过沈从文的书，没见过张爱玲的书。这些名字也非常陌生。到我已经成为获奖作者之后，我才从别人的口中听说“林语堂”三个字。这个名字给我一种鼓励，我始终以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文人。1980年代初，当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问到我对林语堂的看法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握了，也是对着人家的摄像机，我愣住了。尽管我已经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但我确实不知道林语堂是谁，也没有接触过徐志摩的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只有极少数的学院里的研究所的老先生才能接触到。

我还没读中学的时候，读过高尔基的短文《丹柯》。在一个部族迁徙的过程中，深夜下着雨雪，前方没有任何方向感，也没有光亮。人们只是盲目地走着，不知要去向哪里。有饥饿，有寒冷，还有疾病。青年丹柯，在急迫之下，剖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心取出来，托在手上。那心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照着部族的人们走过。我看这本书时非常忧伤。我记得最后几行字是：当部族过去的时候，丹柯也倒在泥泞中，他的心也掉落在泥泞中，被所有的脚步踏过，遍地碎片，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很浪漫，也很忧伤。这使我领悟了另一种我们文学中的悲剧意味。

小说会影响你很深。因此我笔下写一个人物，尤其是写到男人的时候，我常常会赋予他“人格的力量”。这种人格影响力使我感到是一种幸运。它既然影响过我，我也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影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