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4版）

强征劳工

沈阳县虎石台村人口伤亡调查表记载：本村劳工死亡21人、伤2人，死伤亡地点为四平、辽阳、海拉尔、北安等地。沈阳县陈相屯村朱庄屯有贵等两名劳工死在拉林，李富等两人“作劳工”死在方正。

倾销毒品

敌伪于大同元年（1932年）开始鸦片专卖制度。全国设立专卖署由省长发给许可证设立鸦片零卖所，由小卖人零卖于各烟民。

伪康德五年（1938年），当时沈城登记烟民大约在四万五千人左右，未登记者尚有多数。

档案记载，全胜堡乡上报因吸食海洛因死亡二百名。

屠杀百姓

“日本警察及宪兵百余人全部武装并携带轻重机枪及步枪刺刀等军器向平顶山出发，儿玉警察派出所长下令召集平顶山、千金堡、东山、西山等屯居民约三百五十户计男女约三千余人于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群集于平顶山西侧山崖下，待居民齐集时，日寇当即举火焚烧房屋同时开枪扫射，并用刺刀杀死未死者，当时抱头拼力逃命逃出来的只有十余人……”

强掠人力资源 一个村死亡劳工21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强征劳工、“勤劳奉公队”以及强征“国兵”等形式驱使和奴役中国人民，为其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

档案显示，1939年日伪施行劳动强制法，规定凡25岁到55岁的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这些劳工被派往矿山、工厂、森林（采伐木材）和日寇军事工地服役，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高强劳动，惨死不计其数。档案记载，沈海区上报因强征男女劳工直接损失124364397元。沈阳县虎石台村人口伤亡调查表记载：本村劳工死亡21人、伤2人，死伤亡地点为四平、辽阳、海拉尔、北安等地。沈阳县陈相屯村朱庄屯有贵等两名劳工死在拉林，李富等两人“作劳工”死在方正。

“勤劳奉公队”最早成立于1935年，1939年伪满政府制定“勤劳奉公法”，由年满20岁到23岁的青年未能选入伪国兵者编成“勤劳奉公队”，分为大队、中队、小队，队员在勤劳奉公局的统一指挥下，被派往各地从事挖渠、开垦水田、修筑道路、建筑楼房等劳动，劳动强度高，物质生活极其恶劣。据档案记载，沈海区上报因“义勇奉公队”直接损失1755440元。沈阳县红菱堡村上报“奉公队雇佣费”190000元（民国三十三年、民国三十四年两年共征380名，每名损失500元）。

档案显示，为了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1938年日伪政府实行“国兵法”，规定凡满20岁到23岁的青年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用于伪满境内，一方面充当工兵，给日寇修筑军事堡垒，一方面维持地方治安，减轻关东军和伪警察的负担。如，沈阳县虎石台村人口伤亡调查表记载：本村伪“国兵”死亡10人。

实施毒化政策 设制毒工厂向东北人民倾销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大肆实施毒化政策，强迫人民种植鸦片并制毒、贩毒，通过鸦片专卖等手段向东北人民倾销毒品，在赚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摧残中国人身心健康，销蚀人民的抗日斗志。据沈阳市民政局（L2-1-440）档案记载，“敌伪于大同元年（1932年）开始鸦片专卖制度。全国设立专卖署由省长发给许可证设立鸦片零卖所，由小卖人零卖于各烟民。远自民国二十七年（伪康德五年）伪政府设立鸦片麻药十年断禁政策，将全国之民营鸦片零卖所收买为官营，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一日（伪康德五年一月一日）开始实行瘾者登记。登记办法由各所辖官署审定发给鸦片吸食证及购买通账，由烟民持证到各管烟所吸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伪康德十一年）日伪政府强迫奉天市种植鸦片五百陌（共计八千亩），产量约万余两。

日伪在奉天设有制毒工厂（即曾经的“东北第六制药厂”厂区北院，在日伪时期是日本人开设的以生产鸦片烟膏及麻醉药品为主的工厂。1934年动工，1935年竣工投产，厂名为奉天专卖署工厂，1940年更名为伪满民生部禁烟总局工厂），生产种类包括鸦片、海洛因、吗啡三种。伪康德五年（1938年），当时沈城登记烟民大约在四万五千人左右，未登记者尚有多数。

毒品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沈阳县政府（L58-1-15）档案记载，全胜堡乡上报因吸食海洛因死亡二百名。沈阳市民政局（L2-1-440）档案记载，毒化政策造成共计47801400000元（四百七十八亿零一百四十万元）的巨额损失。

占领张学良官邸查封边业银行 并大肆掠夺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张学良官邸，查封边业银行，并进行大肆掠夺。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进行抗战损失调查统计的要求，张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对有关张学良的公私财产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并逐级上报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

据沈阳市民政局（L2-1-496）档案记载，张学良财产损失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边业银行（边业银行，最早成立于1919年，是北洋政府时期始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其宗旨是“开发边疆，巩固国防”。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该行由奉系势力控制，1925年边业银行改组，张学良及张氏家族出资500万元，张学良任总董，原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会办姜德春分任总裁和总理。1926年6月，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往奉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边业银行被日军强行接收，1932年并入伪满中央银行）。总计损失五十四万零七百七十二亿九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元；

二是张三畬堂（张三畬堂，是张作霖及其家族投资兴业的重要商号与敛财工具，其所办的商号均以“三畲堂”命名。张作霖最早在新民府时期投资兴办了三畲油坊，此后随着张作霖的升迁与发展，其又先后开设了三畲粮站、三畲当铺、三畲合银号，“三畲堂”商号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家族连锁企业”，并大规模地投资入股近代工业企业）总计损失二十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亿二千五百九十八万五千元。

三是张学良公馆（即“大帅府”，为时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官邸），日军的占领掠夺造成包括建筑物、器具、现款、图书等总计六千一百四十八亿九千四百九十一万元的巨额损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了借以拉拢张学良并进行宣传，曾安排车辆运送归还张学良私人物品，但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1989年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郭冠英曾当面问起此事，张学良回答：“我不要啊，我们没要啊，我让他们整个拿回去了。”“我跟本庄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跟本庄说，你要不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东北三省还给我啊！你还给我私人东西做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比你还富庶，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们也不够。”

暴行累累：制造平顶山惨案 3000余人被扫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沈阳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通缉和审判，这些档案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奸淫掠夺、滥杀无辜、强征劳工、文化侵略等种种罪行，是日本侵略行径的真实写照。

据沈阳市政府（L1-1-216）档案记载：日本战犯美崎丈平，在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担任伪靖安军参谋长时，俘虏并杀害了抗日救国军王凤阁等人；在伪康德九年（1941年）担任第六军管区司令官时，强迫其下属伪靖安军赵少校之妻与之同居，并强令赵少校退职。

据沈阳市政府（L1-3-329）档案记载：时任奉天宪兵本部队长的日本战犯渡边“组织思想肃正搜查班，将刘朔九及其儿子刘寿山、刘寿名等三人捕获并杀害”、时任奉天造兵所所长及常务理事的林一树“强征劳工，在八一五光复时，协助运走工厂机械并对工厂进行破坏”、时任奉天教育研究所所长八木寿治“以文化奴化国人”。时为烟草配给商的深川静子“在我国民领取鸦片烟时，使我国民列成一行，冬季以冷水向我国民头部泼来；该日寇养一只狼狗每见我国民领烟多时即以日语对狗告之咬我国民，受害者不在少数”。

在沈阳市政府（L1-1-290）档案中记载了平顶山惨案的经过，“因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旧历八月十五夜十二时义勇军从平顶山进攻碳矿区，烧了栗家沟工人卖店，该店日本负责人管诚一报告了日军抚顺守备队长川上。旧历八月十六日该守备队长川上召集宪兵队长小川、派出所所长儿玉以及管诚一、杨柏堡劳务班长上田二男、满多野等及抚顺县煤矿要员诸人开会讨论平顶山事件办法。午后一时左右会议结束，决定由宪兵队长小川协同守备队长川上及守备队员并日本警察、宪兵等百余人全部武装并携带轻重机枪及步枪刺刀等军器向平顶山出发，儿玉警察派出所长下令召集平顶山、千金堡、东山、西山等屯居民约三百五十户计男女约三千余人于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群集于平顶山西侧山崖下，待居民齐集时，日寇当即举火焚烧房屋同时开枪扫射，并用刺刀杀死未死者，当时抱头拼力逃命逃出来的只有十余人……”

沈阳市档案馆王梓熠 高丹 邹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胡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