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脆弱敏感的人，惧怕伤害，自珍自怜。当我读过了一些书，经过了一些事，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要想恰如其分地把我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维持下去，过一种有小说的生活比较合适。”刁斗这样对记者说。

在刁斗的意识里，有小说的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理智的、积极的甚至完美的生活。多年来，他用亲身经历践行着这一切。小说，于刁斗而言，早已融入血液、渗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四十年致力于纯文学小说创作

1983年秋，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刁斗，作别北京广播学院的朗朗书声，奔向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初期，曾任《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编辑、《鸭绿江》杂志社编辑，多次发表诗歌作品。1990年起，刁斗开始专事小说写作，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开启了小说创作之旅。

夏日，午后，刁斗工作室。回忆起过往的创作经历，刁斗侃侃而谈：“虽然我1977年即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但那时主要写诗，而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刚好是在四十年前。在这几十年里，我对任何‘高大上’都敬而远之，如同对小说那样，我心下对它极富好感，可嘴上，却轻易不敢提它念它。我只相信，小说将赐予我快乐自由。”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过去漫长的四十年里，刁斗专心致力于纯文学小说创作，倾心于对人性的发掘、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灵魂的拷问。

小说《我哥刁北年表》通过小人物的现实经历，勾勒出一条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描摹出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万象图，受到业界盛赞；小说《实际上是呼救》表述了当代人的困惑与释怀、疏离与眷念、试探与解脱的矛盾情绪，写作手法举重若轻，读罢令人回味。

多年来，刁斗获奖无数：庄重文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等，由此也奠定了其成为上世纪末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作家”与“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代表性人物的基础。

生活中的刁斗是风趣的、旷达的，乐天派的他永远是群团组织里的“开心果”，任何一种话题，经由他的诙谐加工演绎立刻赢得笑声一片。

刁斗认为，幽默与趣味是创作者必备的良好生命状态，一个无趣的人，一篇无趣的小说，是很可怕的。

2003年底，搁置多年的庄重文文学奖重新启动，刁斗等共十位作家获此殊荣，第一次收获国家级奖项的刁斗自我调侃说：“给别人开作品讨论会开到吃饭了还没讲到缺点，给我开作品研讨会开到吃饭了还没讲到优点。”看似平凡的他，正是以这种超凡的魅力吸引着近处的朋友和远方的读者，大家都说，只要有刁斗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春晚相声、小品现场。

创作中的刁斗是严肃的、庄重的，他是那种将创作等同于生命般重要的人。

有人评价刁斗：“他是一位有着严肃的写作态度，虔诚的敬业精神，执著的艺术追求并取得了相当成绩、仍具有较大写作潜力的作家”。守得住清寒，耐得住寂寞，是他的创作境界；洞察世界，领悟生命，是他的创作源泉；初衷不改，心无旁鹜，是他的创作品格。他不趋时、不媚俗，安静地写作，笔耕不缀、钟情翰墨。他不喧哗，不炒作，无暇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也从不参与任何文学之外的组织与派别。他的文字充满对社会变革和人类命运的审思与关注，他的精神世界里，满满的都是对万物的悲悯、对文明的景仰和对历史的敬畏。

四十年，对一个人来说，已是不惑，对小说创作而言，更是得心应手。

即便如此，刁斗仍谦称：“小说的天地阔大而博杂，主角可以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不该是我，至少，不应该是我大言不惭式地自我认定了的那一个我：对于在文学、小说、艺术、古今中外无数给过我教益的同行而言，我永远不配在任何意义上充当主角。我会常常依孟子句式想到的警语去醍醐自己：小说为贵，生活次之，我为轻。”

有小说的生活，味道好极了

“我是一个要把小说写作当成一生的事情来做的人，对于小说与生活之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不能没有自己的思考。”

在刁斗看来，所谓有小说的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小说，一方面是写小说。“也就是说，在我的主要生活时间里，物质的我应该以独处的形式存在，而精神的我，则要么与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为伍，要么与青青、小小、余一（小说中的人物名字）结伴。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受到较为踏实的快乐和幸福，甚至严重一点说，这也为我还有必要活下去准备了一条堂皇的理由。”

“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一个生命个体所承载的东西非常有限。几乎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渴望把我的生命与文学结缘。老天有眼，它成全了我幼稚的梦想，使我得以在今天过上了一种有小说的生活，我感到满意。我现在想的，只是在读小说时，如何能读出来更大的乐趣，在写小说时，如何能写出来更强烈的快感。而其他，那些影响我读好小说和写好小说的干扰因素，我会对之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尽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这样讲话好像很矫情，好像我是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凡脱俗的清洁圣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个男人，我的欲求没有止境，但我知道什么更重要。我的意思只是，在我个人的生活时空里，只要有了小说，我就不会感到匮乏。如果在有了小说之外，我得以又拥有了别的我所需要的东西，那就算是我偏得了。因为我觉得，别人的小说也好，我的小说也罢，本身就是一处处可以容我任意畅游的完整世界，其间所呈现的生活情状，是我们借以生息繁衍的这个当下世界所无法提供的。它能使我获得更高级、更真实、更有力量也更意味深长的审美愉悦。至于这个世界是雄浑广袤还是纤细狭小，那就无所谓了，只要它对我来说亲切、神秘、怪异、感伤……也就够了。我相对比较容易满足。因而，在我看来，那种有小说的生活，不啻是一种完美的生活。”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不论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都离不开起码的物质保障，即吃穿住行等实际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些我都想到了。所以我的前提是，我所过的那种有小说的生活，是设置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里的生活。另外，我也不是一个寡见薄识的井底之蛙，我知道小说之外的世界有多辽阔，小说之外的物事有多丰饶：比如贝多芬的音乐或罗丹的雕塑，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或爱因斯坦的物理，比如希特勒的战争或斯大林的权力……他们都可以认为自己的生活妙不可言，这与我并不矛盾。在这里，我说的是我。”

“我知道，有小说的生活，对我来说，套句广告用语就是：味道好极了。但是我更知道，我用我的整个身心去享受那种有小说的灵化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作茧自缚，而是为了更好地去享受那足以包容小说包容一切的物化的生活。在那样一种生活里，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爱人朋友，会像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一样重要，会像青青、小小、余一一样重要，甚至，应该说肯定，会比他们还要重要。”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采写；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阅读和写作是一项

诚实积极的劳动

在刁斗看来，小说的阅读和写作，是高度个人化的内心体验，来不得半点粉饰与虚假。读了、写了，从而享受到了读写的快乐，那是自己的事情。同样的道理，读了、写了，没享受到其间的快乐，那也是自己的事情。这是精神自食其力的典型个案。

在这个精神自食其力的春种秋收过程中，用来灌溉心灵的，不是权谋，不是贪欲，不是附庸风雅，不是人云亦云，甚至都不仅仅是技巧。需要的是智慧和诚实。智慧和诚实通向美，通向真实，通向真理。

小说的妙处在于，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因而它会远离教化、远离承诺、远离表白，也即远离谎言。它和蔼可亲而又高高在上，目光透辟，条理清楚，就像一面最难于污损的镜子，无情地照耀出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邪恶与善良，使这个世界和世上之人都真实化、实际化。一旦站到了这样一面真实并且实际的镜子前边，我们便能发现：原本我们视若泰山的，其实轻如鸿毛；原本我们弃如弊屐的，其实价值连城。我们也由此才得以重新认识那些被扭曲了的词汇及其含义：责任、良知、爱，背叛、轻蔑、恨，还有同情、怜悯、痛惜、厌恶……

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谁都懂得肢体被缚的滋味不好。事实上，肢体之于自由，只是束缚的一个皮相部分，只有当自由属于心灵，当想象力得以最大限度地驰骋的时刻，才是彻底获得解放的时刻。

“我读或者我写，我驾驭的不仅仅是文字，我创造的不仅仅是故事；我读或者我写，我本身即成了我所需要的最实际的上帝，我得以主宰世界，挥斥宇宙。真正的自由不在身体之外，它是身体之内感觉上的财富。有了自由，才能有梦想，有了梦想，才能有创造。博尔赫斯直到六十多岁才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可是结婚不久就又离婚了。当他谈起对前妻的看法时，遗憾地说：她从不做梦。”

用刁斗的话说，阅读和写作小说，不仅是一项诚实的劳动，更是一项积极的劳动。在一个欺世盗名和巧取豪夺畅行无阻的时代里，诚实的劳动已属难能可贵，它是不同流合污的一种标志。但是，积极的劳动则在反抗堕落的同时，还能尽可能地使人的生存态度趋于端正。

读写小说，不一定就能使灵魂获得最大限度的提升，但它肯定能把功利的欲求控制在最低点上。因为小说所具有的功用，毕竟只是一种无用之用，即使某些读写的确是一种夹带私货的目的性读写，它在总体品格上的纯洁性也不容抹煞。小说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工具，它从来都只与人的精神领域搭界。远离俗世，排斥私欲，这才是它的本质特点。所以，如果说诚实的劳动可以使人有所依凭、获得救助，那么积极的劳动，则能使人最终寻来意义、找到信仰。

“我能以我自己认为高尚和快乐的方式，嬉戏在我自己的丰富之中——阅读和写作，玩牌和聊天，这足够了。”刁斗说。

人物简介：

作家刁斗，原名刁铁军，1960年生于沈阳，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现居沈阳，专事写作。

已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诗集《爱情纪事》，随笔集《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游戏法》《欲罢》《代号SBS》《我哥刁北年表》《亲合》《圣婴》，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重现的镜子》《实际上是呼救》《情书考》及《出处》。另有被译为法语及英语的数本小说集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