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能谈谈您写这本书的契机吗？

徐贵祥：这本书是由几个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集，你说的契机，我理解是“灵感”，灵感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神秘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创作方向，我是军人，军营生活和战争想象构成了我的经验积累，所以，只要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就会引起注意，储存在脑海里，积累，酝酿，并沿着这些基本的素材继续产生想象，前后左右，来龙去脉，直到有一天，这些半真半假、由真实而虚构的意象多了起来，好了，那就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找到一个讲故事的方式，一吐为快，喷薄而出，往往就是一部好作品。

我当过炮兵，用炮兵术语讲，生活积累好比炮弹，灵感就好比引爆弹丸的引信。

辽沈晚报：这本书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徐贵祥：一般来说，作家创作作品是由自己的情感决定的。我是军人，我的职业决定了我要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要思考国富民强的问题，在这些思考中，会贯穿着爱国意识和英雄理想。

辽沈晚报：在《司令还乡》的故事中，退休的英雄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是有些脱节的，您认为中老年人要怎样摆脱这种“脱节感”？

徐贵祥：我不太明白“脱节”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可能指的是中老年人会有更多的怀旧意识，给人一种“守旧”的印象。但是乔大桥并不守旧，他反对教育的恶性竞争，反对乡村建设的短期行为和千面一孔，反对破坏资源的无度开发，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也是出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考虑，“日新月异”并非都是好事，我们提倡“稳中求进”，提倡承上启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彩，不存在“脱节”的问题，更没有必要“摆脱脱节”。

什么样的发展最健康，最科学，老年人可能看得更明白，乔大桥就是这么想的。

辽沈晚报：有评论称您笔下的“逃兵”形象弥补了文学空白，您认为是这样吗？金广友和毕启发两个“逃兵”其实都是极富正能量的人设，可以说他们也是另类的英雄吗？

徐贵祥：古时候的读书人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底层人民不会讲这两句话，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家国天下情怀。这两个逃兵当然不一样，金广友是有行动的逃兵，毕启发是被历史误会的逃兵，怎么能一样呢？但是我要说，其实英雄和懦夫之间，往往并不是天壤之别，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英雄，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比如所处的环境，这个人的身份地位，还有具体的战斗任务。但是关键还在于文化、信仰和精神。在这一点上，金广友和毕启发都是有英雄情结的，英雄的梦想根植于他们的生命之中，金广友的所谓“逃兵”，是因为对战争性质不了解，缺乏“革命到底”的思想准备，而不是变节，所以他仍然可以成为英雄。毕启发这个人物，结果是英雄，但是并不等于他不存在当逃兵的可能。战争当中，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有些有偶然性。

辽沈晚报：您希望通过您的作品，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精神？

徐贵祥：我认为文学艺术是有用的，对社会、人生有启蒙和激励作用。我是一个爱国者，有英雄梦想。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给社会提供正能量。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精神信仰跟不上，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辽沈晚报：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著作，而现在70年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军事题材的作品有没有被赋予新的目标和新的意义？

徐贵祥：时代在发展，也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也有挫折，进步的过程中也有迂回。我们这个年代，并不是“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和平只是相对的、局部的。军事文学同任何一门艺术一样，都必须注入新的活力，当然有新的目标和新的意义。

辽沈晚报：目前军旅文学仍难以引起年轻读者的关注，大多数消费人群在中年或以上，您又是如何看待军旅文学逐渐向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呢？

徐贵祥：这种说法不是太准确，好的军旅文学作品还是会受到年轻读者关注的。文学类图书发行量下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阅读的引导出现了问题，大家忙于求学、求职、求利，顾不上看书了。二是出版社太多，发放的书号太多，书出的太多太滥，失去了读者的信任。第三个原因，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可以从很多渠道阅读，冲淡了纸质书的销售市场。但是有一条，真正好的作品，有经典品质的书，还是深入人心的。

辽沈晚报：您善于刻画姜大牙、孙大竹这样的“草莽英雄”，非常鲜活生动，他们与您本人的个性有什么共同点吗？

徐贵祥：我不是“草莽英雄”，草莽倒有点像，但不是英雄。